【加州阳光讯】现在的中国人与新加坡交往多数时候可以用华语，有的人产生同宗同种的感觉。好多中国人也视新加坡人为“自己人”，甚至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这些都忽略了别人是另外一个国家，它有它的国家利益.

李显龙访台，国人莫名惊诧，甚至愤怒：蕞尔之国就因为有几个钱就敢与中国较劲，竟戳中国的心头之痛。而新加坡人却认为中国“以大欺小”，在李显龙未正式接班前，掴了李一巴掌，颇为委屈，甚至大有点燃小国曾有的戒心之势。国人很难理解新加坡的感受，让我们来看看中新关系的一些重要背景，也许就能明白中新纷争的发作机制。

新加坡是自己人吗？

说到中新关系，必须涉及马来西亚共产党。马共曾是共产国际的一环，它与中共、越共有密切的关系，马共1930年成立前，曾是中共的海外支部，名称为“中共南洋临时支部”，共产国际曾派胡志明指导工作，马共书记陈平最近有一本回忆录《别名陈平：历史的另一面》，书中披露中共是马共最重要的靠山，陈平还透露他本人受到过邓小平的接见和鼓励。邓向陈乐观地估计国际形势有利于马共进行武装斗争。笔者对这些史料无法予以证实或否认，因为中国官方出版物并未有此类事件的记载。不过，“解放全人类”的号召似乎间接地证明中国有过输出革命的事情，印尼1965年未遂政变，印尼认定中国有染，便发起大规模的反华排华浪潮。

李光耀在回忆录写道，1976年，李光耀与华国锋会面，李追问华，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说：“详情我不清楚，但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是中台之外的第三个中国，民族、文化、语言的一脉相承，由不得我们否认，但对抗马共的决心，新加坡绝不会成为中共的特洛伊木马。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中国要东南亚国家联手孤立苏俄北极熊。李光耀认为，东南亚没有所谓的“海外苏联人”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发动共产主义叛乱，有的却是受到中共和中国政府鼓励支持的海外华人，何况中国公开宣称同海外华人有血缘关系，甚至逾越“海外华人”归属国家的政府，直接号召他们，唤起他们对中国的爱国意识，怂勇他们返回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正因为中国不断向东南亚输出革命，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这就是李光耀描述的东南亚的心态。

邓小平问李：“你要我怎么做？”李光耀提出中止那些电台广播。从此之后，中国悄然改变对马共的政策，中共与马共的关系渐行渐远。

输出革命使新加坡与中国保持距离。李光耀说：“我们不是马来人，不是中国人，不是印度人，也不是西欧人。”他始终强调新加坡人这一概念，虽然他们是华人居多的国家。新加坡对中国的疑心重重，不然难以解释新加坡是东盟成员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时间是1990年10月3日，而且还是印尼与中国复交之后。

现在的中国人与新加坡交往多数时候可以用华语，有的人产生同宗同种的感觉，甚至在外交场合，有的高官还有“血浓于水”的提法，这也是新加坡不能接受的。有一年，笔者曾参加某高官接见新方交通部长，中方官员要求说普通话，新方坚持用英语交谈，令双方都尴尬。

好多中国人也视新加坡人为“自己人”，甚至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如：中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天大的事，作为华人居多的新加坡该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至少不该做伤害中国人的事情。这些都忽略了别人是另外一个国家，它有它的国家利益。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看作“自己人”。

威权认同大于华人认同

李光耀把西方先进理念和制度的精华巧妙地融入了一个拥有东方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综合东方社会的廉洁高效的发展机制，邓小平去过新加坡之后，中国的报纸把新加坡形容为花园城市，不再称其为“帝国主义走狗”。邓小平感兴趣的是“新加坡社会秩序好，管得严，管理得好”，引进了西方的经济，又使社会稳定。

中国开始学习并模仿“新加坡道路”，李光耀的一些治国策略也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决策者。如：李光耀认为：对任何政府和人民而言，经济发展都必是第一优先。一般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经济发展，即使高高在上的领袖嘴讲的另外一套，但你随便做个民意调查，问人民到底要什么？是随心所欲地写社论吗？当然不，他们要房子、医疗、工作，这是绝对，绝对，绝对毋庸置疑的。李光耀认为，一个国家要先有好领导，后有好政府。“据我40年来的观察，即使政府系统一塌糊涂，只要有优秀的强人当政，还是有差强人意的治绩和合理的进步。”

在中国，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政经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是否有受新加坡影响的地方？中国对新加坡“华人认同”远逊于威权认同，中国推崇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推崇服从权威统治。更多的人对新加坡威权的认识，重威，没有看到新加坡社会的威，是柔性的威，是符合统治的威，并不完全是强人个人的威。我们千万不可忽略了新加坡所呈现出来的东方社会法治文化的色彩。

有人形容，李光耀是一位具有绝对权威的家长，负责配制饭菜，但他不问大家不同的口味，因为没有吃饱的时候，吃饱是第一要务；而吴作栋时期，吴的为政风格有“开放和咨商式民主”，吴有意识地引入民主和制衡因素，他已在注重别人不同的口味。而李显龙前几天的就职典礼已有浓厚的亲民色彩。李显龙也说过这样的话，所谓大人物“不是皇帝，不是宰相，是人民的代议士，人民不支持他，就是一个小人物。”也许李显龙看到了政治发展的现实是由为民执政向由民执政演化的趋势。人们也期待他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

建构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曾经批评新加坡“干净而严苛”，说台湾是“肮脏而自由”。国际上的一些学者对新加坡重视经济而忽略政治文化颇有微辞。近年，作为儒家权威主义政治偶像的李光耀本人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亚洲价值观。

他说，儒家文化不适合新经济时代，儒家文化的价值已过时，社会必须要发挥个人创造性。“尊重老人，老人未必有学问”。他也反思自己创造的精英官僚制度，把精英都吸入政府，使社会丧失竞争力。一位新加坡记者告诉我，李光耀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反思的人，年逾80，他还上网，使用电子邮件与外界沟通。

去年，笔者造访新加坡，吴作栋当时宣布部分开放措施，要在社会、文化、经济方面松绑，重造社会活力，高空弹跳近期登陆新加坡，“允许一些冒险行为，还有一点刺激，”目的是“建立一个敢于冒险的社会”，新加坡已觉察“政府万能”的心态妨碍多元化社会的建立，为了生存而必须让社会放松。

依笔者的观察，新加坡人，特别是那些精英人才的归属感出了问题，若不放松社会，那些国际自由人很可能就离新加坡而去，这才是令新加坡政府最可怕的。

小国不认小 http://www.intlshop.com

新加坡有“惊输”的文化，有小国特有的自尊敏感。

中国的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智囊对李显龙访台的评论，多少都透出“大国的傲慢”，新加坡舆论反映强烈，觉得忽略他们的“小”，其实，新加坡这样的小国的外交已不是“小”能概括，在亚洲、东盟，以及两岸问题，新加坡的手法可堪称“大”。近些年，我一直留意新加坡在与中国交往中的战略技巧，有些作法有拿捏中国之嫌，实在真是不可小觑。

李光耀一家与蒋家父子保持密切的关系，与李登辉，陈水扁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比如，李登辉1989年访新，给足李面子，提升了李的个人形象，另一方面，1990年新加坡又与中国建交，并有良好的关系，在更早以前，新加坡投票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事实上，这样的平衡，才有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李光耀本人也为两岸传话，虽然中国一直坚称两岸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事实上，相当多的问题新方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台海局势紧张的时候，新加坡又派人大拉台商到新加坡投资，这些年，有不少台资企业在新加坡上市，李显龙这次访台，固然引起中方不满，但是台海真有战事，他是否又能从中扮演重要角色呢？当然台海局势紧张并不符合他的国家利益，但是在两岸中行走，是否又能多得些国家利益呢？

1989年六四风波期间，新加坡以“居留权”向香港人派发5万张居留证，收获不少有才有产者。香港回归前政治纷争，港人对局势迷茫，香港最大的上市公司怡和股份迁往新加坡上市。还有一件不大公开报道的事情，1989年以后，滞留西方国家的中国各种人才，有多少被吸引到新加坡？八十年代中期，新加坡的人口应该不到300万，现在有410万，这中间有多少是中国大陆出去的人才？新加坡从来只字不提。每一次动荡，每次风吹草动新加坡都能从中揩到油，其手腕不可谓不高明。我用这些事实说明，这个小国拿捏中国是蛮有本事的，中国经常处在新加坡领导人的口头赞扬中陶醉不已，而别人却始终看中的是利益。这样的事情屡屡出现，我们那些有“天朝”心态的国人有什么好意思嘲笑别人的“小”，自己还不好好检讨一下自己有些粗糙的外交，跟着感觉走的国家战略！

至少李显龙访台，我以为新方未必就是要阻碍中国统一，新加坡对台湾的做法还是有别于美国与日本。不过，中国政府历来有“阴谋论”的传统，中国人自己给自己订制了一个框：反对、阻碍中国统一就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新方不明白中国的这个底线，不理解中国人对统一的思维，老是冲击这个底线，中新关系恐有本质的变化。

作者: 蒋兆勇

【相关新闻】新中合作潜力大——访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

作者: 刘歌

在中国访问的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现年52岁的李显龙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长子，他于1990年11月起任副总理兼贸易与工业部长。1997年1月连任政府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长和金融管理局主席。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此次访华期间，您和吴仪副总理共同主持了中新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请问联合委员会工作进展如何？

李显龙答（以下简称答）：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的会议取得了成果。在会议上，我们回顾了两年来两国合作的进展，也进一步推进了双边合作关系。两年前，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访新时提出了成立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的构想，并提出“四点建议”以加强和深化双边合作。我国总理吴作栋在作出回应时建议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成为一个总构架，监督多年来越来越广泛深入的双边合作。

关于“四点建议”，我很高兴两年内我们在这个构架下推出了许多实用的计划。例如，去年新加坡成立了中国火炬中心，以培育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我们还成立了新加坡—四川贸易和投资委员会，作为新加坡支持中国西部发展的主要渠道。我们正筹备在新加坡成立一个中国中心，以协助中国企业向外发展。在人力资源方面，我们已成立了新加坡—中国基金，颁发奖学金给有意前往中国深造的新加坡官员或前来我国就读的中国官员。

我们在加强双边经济合作上也作出了具体的决定。我们决定今年11月开始磋商新加坡—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我们还决定协商更新已有18年之久的双方双重税务协定。新加坡决定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问：您此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和吴仪副总理共同主持苏州工业园区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第七次会议。今年正值苏州工业园成立10周年。您对园区发展有何评价？

答：苏州工业园是新中之间最重要和值得骄傲的合作项目。我和吴仪副总理一起主持的联合协调理事会已经对园区进展和未来发展进行了商讨，双方都感到满意。

首先，园区吸引到的投资项目超过1400个，累计外来直接投资总额达160亿美元，其中包括许多由《财富》500强企业所做的高素质投资。这些投资创造了超过7．5万个就业机会。园区还将继续吸引新的投资者。第二，工业园工作高效、政策透明，良好的商业环境、优质的基础设施，以及高水平的规划和执法为其赢得了信誉。住宅和商业建筑物也和园区配合得天衣无缝。第三，园区开发公司开始盈利。截至2003年，开发公司所赚取的利润已足以弥补所有累积亏损。公司今年第一次派发1000万美元的股息。最后，新中各级官员也通过园区的工作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园区一项重大成就。

问：您认为中国其他地区和企业可以从园区发展模式中获得哪些启示？

答：首先，项目的成功有赖于中国各级政府的支持，省、市两级政府的支持尤其重要。第二，没有外国引进的固定秘方能够适用于整个中国。做法与技巧必须视不同的环境和情况加以调整。但是，“软件”的基本精神必须保留。第三，较之“硬件”，“软件”是更重要的成功因素。短期内忽略“软件”或许能够得到一些成绩，但从长远来看，要得到良性循环以及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改进“软件”。

问：请您展望一下中新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

答：我对新中两国双边关系进一步深化的意志是坚定的。总的来说，就是扩大和加深两国的合作关系。我此行的目的是确保双边合作联委会首次会议取得成功，并回顾苏州工业园所取得的进展和筹备工业园10周年庆祝活动。

新中双边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这些年来，双边合作取得了显著的增长。2003年，新加坡同中国的贸易创下了纪录，达到220亿美元，并继续享有每年20％—30％的增长。中国内地现在是我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如果我们把香港和台湾地区包括在内，大中华地区其实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商人在中国的投资比他们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投资都多。在旅游业方面，双向的游客人数都在显著增加。我们要把每个星期都变成“黄金周”。

问：您对新加坡的国家发展战略有何构想？

答：中国的崛起改变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新加坡需要一个让我们能够适应这个不同环境的经济策略。这样才能够继续保留我们的专长，继续发展，以确保我们能够继续对世界经济有所贡献。

我们有几个主要的策略。我们必须加强和世界经济的联系，例如通过和各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必须推广和鼓励企业的创业精神，这样我们的人民才能抓住区域内的机会。我们要继续扩大和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投入一些能和中国、印度等国家相辅相成的经济活动。我们需要关注教育和培训，增加人才资源，确保工人有适当的技能。在这个新的大环境里，人才素质而非自然资源更能决定我们的成败。

问：中国正在不断深化与东盟的合作。近来欧盟扩大引人关注，您认为欧盟扩大对东亚合作有何启示？

答：东亚的环境和历史经验与欧洲很不相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不大可能走类似欧盟的融合。但在可能的范围内，新加坡将促进东亚各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并推动开放市场。

东盟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具体来说，这一重要发展将能够进一步整合东盟和中国的经济，这对各方都有利。我们务必要成功完成这项协定。新中自由贸易协定也将会进一步推动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