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阳光讯】编者按：任何一个大国的辉煌都来自于崛起时的前瞻构建，而巍峨都取决于经济军事的硬实力和文化价值观的软实力。

　　20年弹指过去，中国经济撑起了国人从未有过的骄傲，现在，该轮到文化思想体系、轮到学者白领做总结和思考的时候了，为下一个20年之后的文化价值观做前瞻性国民素质定位。为此，我们将连续推出“给大国国民画像”这个选题，期望就“我们究竟该做什么样的大国国民”、“大国国民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思维、心态和行为风范”等做一个讨论，给大国国民画一个生动的画像。

　　【大国国民意味着必须做世界的领导者】

　　作者: 王小东

　　中国是天命所归的大国

　　讲给大国国民画像，当然指的是给中国的国民画像。要是给其他大国国民画像，我们哪有这个功夫？那么，中国算得上是一个大国吗？也许很多国人对此会嗤之以鼻：中国根本算不上什么大国。但我的回答是，从人类历史的宏观角度看，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中国当然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天命所归的大国，只不过暂时还没有完全走出自1840年以来的低谷而已。

　　先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看我们的。记得1984年的时候，我在日本东京参加过一个国际学生会议。二十年前的中国，刚刚从“文革”中恢复过来，对于世界的影响能力远远比不上现在的中国，不可能出现今天的“中国经济打喷嚏，世界经济就感冒”的说法；仅拿日本而言，当时主要是“援助中国”，不可能出现今天的“中国特需”（来自于朝鲜战争时的“美国特需”拉动日本经济腾飞）这种说法。然而，当时的英国学生和德国学生就对我说，你们才是真正的大国，我们的国家已经沦落为小国了。这绝对不是什么客气话，他们用不着对我说什么客气话。他们确确实实地感到，尽管现在的欧洲仍旧富裕、强盛，但从一个长远的历史尺度看，欧洲必将交出其手中掌握了数百年的权杖，而在将接过他们的权杖的接班人中，中国显然名列前茅。所谓“中国威胁论”，一方面是西方反华势力的鼓噪，另一方面也是众多西方人面对中国必将崛起这样一个事实的复杂心情的真实反映，这是中国的光荣。

　　再看看历史，这我不用太多说了。中国曾经是世界文明的灯塔，无数国家和民族在其照耀下才摆脱了蒙昧，无数国家和民族匍匐在她的脚下乞讨一枚地方官的印章，包括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敌人匈奴，也包括在近代对中国不可一世的日本——翻翻日本人自己写的日本史你就知道：“倭奴国”是日本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奴”当然不是什么好字眼，“匈奴”不是什么好字眼，“倭奴”就更不是什么好字眼了，而当时的日本人对于这样一个轻蔑的封号已经是感激涕零了（当然我并不是在提倡这个，给别人以这种轻蔑的称号不符合现代人的道德规范，但在古代，中国却已经是世界上最善待小国的大国）。当然，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曾有其他一些国家取得过中国的这种地位。然而，如今她们安在哉？只有中国留了下来，虽然在近代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挫折，但毕竟没有完全倒下，毕竟又踉跄站立了起来。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巨人，只要完全重新站立了起来，不是一个大国，不是一个大国中的大国，又会是什么呢？

　　再看看我们的物质条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十三亿人口。我们的人均指标虽然还不高，但只要稍微提高一点，我们的综合国力以及其他加总指标就会高得惊人。这不是大国又是什么呢？

　　因此，我们是大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作为大国国民当然有一种荣耀，但做大国国民除了荣耀之外还有责任或者说负担，这个责任就是要做这个世界的领导者。为什么呢？从负面说，你这么大的一个块头，如果做不成世界的领导者，没有世界领导者的力量，别人就容不得你的存在，容不得你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潜在威胁，也容不得你的饭量，等你做成了世界领导者，别人就只能容纳你了。从正面说，你这么大的一个块头，不在世界领导者的位置上对整个人类做出大的贡献，你又凭什么有这么大的饭量，凭什么以这么大的块头搭国际秩序的便车呢？

　　我们的韬光养晦是现时的明智选择，而以世界领导者的身份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则是我们民族的天命。我们早晚要承担起这样一个职责来。我们暂时还没有完全走出低谷，在经历了这么多挫折之后，我们的民族对于这样一个原本承担了数千年的职责已经有点陌生了。但我们的民族必须对此有所准备，否则就会被开除球籍，想做一个小国亦不可得。我认为，所谓“给大国国民画像”就是描绘承担这样一种职责所应具备的国民素质大轮廓，就是将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这个大轮廓进行比照，看看哪些地方还不符合，要改正。

　　不太重要的国民也要有外在风度

　　至少我们的政治精英是以大国国民的外在风度来要求我们的国民的：所谓“泱泱大国”一词不绝于耳。那么，什么叫做“泱泱大国”的国民风度呢？抽象地说不如从具体事例切入，而具体事例则以最近公众关注的事例为最好。因此，我就从刚刚结束的亚洲杯切入。当初在中国刚刚战胜伊朗，与日本一起进入决赛时，就有不少人提起这个话题，中国的球迷应该以怎样一个风度对待日本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既然请了人家来踢球，就还是要善待人家，历史上的事情以及现在的争议，都等踢完了球再说，别搅了比赛，让外国人看我们笑话。然而，随后中国各主要媒体的大做文章，那些所谓“精英”的过头反应，要让中国人如何如何看球，却让我有了另外的想法。不就是一场球吗？球迷就算过头一点又怎么了？日本政要将此事政治化是居心叵测，我们的精英跟着起什么哄？君不见韩国球迷在对日主场时打出“列岛征伐”的横幅？也没见日本政要提什么抗议。相比之下，中国球迷是非常文明的了。球场是个娱乐场所，人们以夸张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是完全正常的：没有人会把看球时打出的“列岛征伐”当成真的计划出兵讨伐日本。阮次山先生说得好：“如果中国球迷没有这种反应，表明中国的球迷和中国社会已经麻木了——太理智的社会是很可怕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被镇压，二是麻木不仁，而中国当今的社会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当然，事态最后的发展亦如阮先生所希望的那样：“事情过后，中国政府也和美国一样，抱着一种幽默的态度去看待它：这几天拘捕的人，对于做的太激愤的人，比如在公共场所纵火烧东西——这是不法的行为——扣下来几天教训他们一顿就没有事了。”应该说，这次中国政府实际上做得是不错的：日本球员和球迷的安全当然应该大力保障，除此之外，则不必对于自己国民的“泱泱大国”风度要求过高，而媒体事前的大做文章似乎只是一种技术性操作手段——但这也是少用为好，否则会引起公众的反感。

　　说实在的，我们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要求的“泱泱大国”风度不是没有问题的。在“泱泱大国”风度的旗号下，我们对于外国流氓在中国的土地上行凶作恶竟然不能像对待本国国民一样绳之以法，在“泱泱大国”风度的旗号下，我们给了外国人太多的超国民特权。这些做法是卑微之国的做法，而绝不是什么“泱泱大国”的风度。就算是个小国，新加坡也不顾美国总统的求情，按照本国法律鞭打了美国不良青年的屁股，而今天的新美关系还好得很呢！这些做法使得自己国民感受到一种屈辱，感受到自己的实际地位相对于外国人的低下。这种屈辱使得自己国民在平时对外国人奴颜媚骨，而一有机会爆发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还以这次亚洲杯为例，我认为国人要求维拉潘道歉则是一件过分的事情：那么几句批评你都接受不了，要人家道什么歉？

　　我认为，一个大国国民在小事情上应该有幽默感，不应和人斤斤计较，而在大事情上则必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姑且不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之类的事情，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则必须在中国伏法，光道个歉走人是不行的，判了刑后驱逐出境也是不行的。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司法机构、中国的媒体，乃至中国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必须认真反省长久以来给与外国人特权的做法，否则，所谓“泱泱大国”风度只会成为国人和外国人的笑柄。

　　毋庸讳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开头是多年的战败，后来是多年的贫穷，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国民早已失去了往昔大国国民的自尊和自信，当然也就没有了相应的风度。现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的举止，不仅外国人看着猥琐，我们自己都看着难受。但是，我觉得这倒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等到更富裕了，富裕的时间更长了，那副绅士派头是并不难学的。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在这之前，我们的精英，我们的知识分子能不能生长出一个内在的大国魂。 http://www.intlshop.com

　　知识分子必须产生大国魂

　　中国必须做大国中的大国。第一，我们处于相当有利的位置，为什么不做？第二，我们不做，就会被开除球籍，因为我们的物理尺寸太大了。今天的中国，除了物理尺寸之外，其他地方还不能算是大国中的大国，中国甚至还要韬光养晦。然而，中国的精英，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就有必要生长出一个内在的大国魂，俾使中国在未来能够承担历史赋予我们这个民族的责任。为什么要强调精英和知识分子呢？因为他们掌握最多的知识最有力量改写历史，他们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获取了更多的东西，过着比一般人更优裕、更舒适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应该比一般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否则他们就不配得到这么多的东西，这个精英或知识分子就应该让别人来当。能不能具体地描绘一下内在的大国魂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想是能的。当然，我所能描绘的，只是我所能想到的那么几条，只是一部分，只是一个粗线条，但有了一个粗线条，我们就能一点一点地把它画得更细、更具体。

　　第一，我们的精英，我们的知识分子，必须有一个成为世界领导者的雄心，或者说目标。我们现在的精英，以及知识分子，普遍的缺乏远大的理想，往往终其一生，满足于蝇营狗苟，为熬官而熬官，为敛财而敛财。熬官敛财之外，发展出来的最高的审美趣味，也就是个林徽因、陆小曼、张爱玲、钱钟书、“往事并不如烟”等小处精致的小资格调而已。这种精英及知识分子的灵魂矮化、猥琐化当然是有值得同情的历史原因的：我们曾经有过“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世界革命的中心”等豪情和理想，但结果却成了一场闹剧兼悲剧。于是，理想被透支了，矮化和猥琐化堂而皇之地成了“当代英雄”的特征。我认为，当时的大国之梦虽然在方法上，路径上，时机上，具体目标上，乃至对于世界格局的认识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旨在成为大国中的大国的总体目标并没有错。我们可以韬光养晦，可以蛰伏，但如果胸中没有这样一个远大的理想则实在有负于我们的天职。当今遍及各行各业的腐败，官僚腐败、学术腐败，除了体制的原因之外，与这种精英及知识分子的灵魂矮化、猥琐化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二，我们的精英，我们的知识分子，必须摆脱1980年代以来的逆向种族主义。所谓逆向种族主义的定义，是我在1996年发表在《明报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简单地讲，就是1980年代以来在掌握话语霸权的知识精英中盛行的文明观和历史观。这是一种民族自虐、民族自残的文明观和历史观，想证明，或想说的只有一句话：中华民族从原始祖先时起就是个劣等民族。这种文明观和历史观原本缺乏最起码的事实根据和逻辑论证，仅仅是精英和知识分子的一种因在“文革”受了迫害而产生的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怨怼，值得同情却嫌狭隘，然而，就是这么一种狭隘的怨怼之情，却成了我国社会科学的一种主要范式。无数的知识分子把聪明才智浪费于其上，以为自己发现或创造了什么伟大的思想、学术，实际上却仅仅是一种狭隘的发泄，后世将对这些“伟大的思想、学术”不屑一顾；无数的知识分子把油墨纸张浪费于其上，由此而谋得进身之道，这些笔墨纸张实际上是被制造成了垃圾。这个样子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不要说不够大国国民的标准，根本就不够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的标准。

　　第三，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东西持一种开放的胸襟，好的东西该学习就学习，决不抱残守缺，则也是一个大国的精英及知识分子之必须。1980年代末开始，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了逆向种族主义的荒谬，随之而起的是1990年代在公众之中民族主义的复苏，于是，一些知识分子就又拿着文化保守主义来讨巧了。这对于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之中的大国同样是有害的。古代中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是优越的，所以逆向种族主义是错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古代中国的一切东西都比当时世界的其他地方优越，更不是说古代中国的一切东西比现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优越。可以明确地说，即使是古代中国那些比当时世界其他地方优越的东西，放到现代世界来，就显然是落后的，否则，中国就不会有1840年以来的挫折和羞辱。这里的焦点主要是集中在儒家政治制度比西方民主之更优越的“新儒家”或“文化民族主义”谬论上面。如果你担心中国过于激进地推进民主制会妨碍社会稳定，打断现在尚为健康的经济发展，建立不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所以要谨慎、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观点；但是，如果你说中国古代的儒家政治制度就是比西方民主之好，那么，这如果不是出于无知的话，就是完全出于一己之私，而根本不考虑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即使我们不谈哪个制度更正义的问题，就从制度的长期效率，制度的长期稳定性而言，现代西方民主制确实大大优于人类以往的所有其他政治制度。中国不实现民主制，就不可能成为大国之中的大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中国甚至很难长期保住今天的地位。儒家传统中有许多至今看来仍旧优越的东西，但决不是它的政治制度，而我们的“新儒家”或“文化民族主义者”却偏偏把弘扬的焦点集中在政治制度方面，所以我说这是一种谬论。除了民主制之外，我们的精英及知识分子在科学方面尚有严重的欠缺。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古代在科学方面确实有比不上古希腊之处，不要动不动就搬出李约瑟来。从近现代而言，确实有一部分中国人在科学方面表现出了极高的学习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西方科学的精髓，然而，就整体而言，中国的精英及知识分子仍旧缺乏科学精神，甚至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沉溺于玩弄词藻，甚至沉溺于迷信。其实，逆向种族主义也恰恰是缺乏科学精神，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的一种表现。中国的精英及知识分子，乃至全体国民，必须大大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俾使自己免遭开除球籍第四，大国的国民必须具有尚武精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其国民缺乏尚武精神却能够崛起的。我们的祖先在把中国成就为世界文明的中心的过程中，是充满了尚武精神的，只是自宋以降，中国的尚武精神由于缺乏远见的内部政治考虑而衰败了，由此，中国走上了一条屈辱的道路：常常在国力远远超过对手的情况下被打败，被奴役，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教训。而在这个问题上，“新儒家”或“文化民族主义”却和逆向种族主义结成了一个奇怪的非神圣同盟：他们都极力地攻击、诋毁尚武精神。“新儒家”或“文化民族主义”鼓吹所谓儒家的“主和哲学”，说是这样就能“从儒学中开出永久和平”，却全然不顾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和平就离不开尚武精神。而逆向种族主义者就更缺乏逻辑，他们一方面嘲笑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因而是劣等民族，另一方面却对中国人任何一点尚武精神的表现都斥责为“义和团”，加以诋毁。所以说，尚武精神的缺失，也是中国国民目前与大国国民所应有的形象和灵魂距离较大的方面。

　　中国目前尚未走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低谷。中国还是一个穷国，一个落后的国家，虽然已可称得上是一个大国，但还不是一个大国中的大国，一个世界领导者。然而，从人类文明的尺度看，多少世界文明的中心都灰飞烟灭了：巴比伦、埃及、亚述、波斯、希腊化的马其顿、罗马……都灭亡了、消失了，今天在他们的土地上存活的，既不是原来的国度，也不是原来的人民，唯独中国历经数千年而仍然屹立。我想，上苍的这种安排一定是有它的用意的。所以我说，中国成为大国之中的大国，成为世界领导者，一定是天命所归。 http://www.intlshop.com

　　
　　【“当不起”的大国国民】

　　作者: 云淡水暖

　　近年来，“中国国民应有大国思维”的喊声，不绝于耳，这些热烈的喧哗背后，给我们提出的思考是：什么是“大国思维”？谁的“大国思维”？

　　所谓“大国”和它们的“思维”缺乏典范意义

　　“大国思维”的客观评价标准有人总结了：“以学习心态去除自大…以自信心态乐观前瞻……以正常心态走出历史……以责任心态贡献世界”，总而言之，行温良恭俭让之风，展无比“谦卑”的礼仪之邦风范。翩翩君子，跃然眼前。然而仔细聆听和观察，我们发现，许多所谓“大国”和它们的“思维”并没有呈现这样的君子风范。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都是大国。在20世纪中叶之后成为世界霸主之一、然后成为绝对霸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可不仅仅是文明，更多的还有蛮横、阴谋、血腥、强悍。无论是对意识形态的敌人，还是对争夺战略资源的对手，美国人从来没有手软过，你死我活，决不放过。上万枚核武库，威胁着全球的存亡；一语不合，制裁侍候，古巴、朝鲜、伊拉克即为佐证。美国人令中国人民最不齿的行为，当属台湾问题，可以说，50年来的台湾问题历史，就是一部美国政治干预、军事干涉的历史。美国认为台湾是它的“盟友”，体现了它所谓“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一部《与台湾关系法》，以所谓“高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国内法律地位，明明白白把台湾放在其战略框架之内，中国人民要统一台湾，肯定触动了美国的战略蛋糕，这个霸权如何去“联合”、如何去“制度”呢？现在已经到了台海一有风吹草动，两岸的眼睛就巴巴地望着美国，耳朵就关注着美国动静的荒唐地步，把“和美国保持和平的互动，无意挑战美国霸权”的诉求表达到淋漓尽致，美国买账了多少呢？你有意“挑战美国霸权”，改变不了美国的台湾政策，你无意“挑战美国霸权”，同样改变不了美国的台湾政策，想通过“无意挑战美国霸权”向美国示好，换取美国台湾问题立场的变化，是打错了主意。台湾问题凸显了美国的“大国思维”实际是流氓思维、强盗思维。这样的“大国思维”中国永远没有外在条件和内在动力去实现。

　　再说日本，如果大国的含义不仅仅是国土大的话，日本是当然的经济大国，工业大国，日本很富有，文明程度也比较高，高到似乎有些虚伪，但是，日本的“大国思维”是什么样的呢？从各个角度看，我们都得不出日本所谓的的“去除自大”、“乐观前瞻”、“正常心态走出历史”、“责任心态贡献世界”的大国心态。相反，我们所见到的现实情况是，社会的富足，并没有改变日本政治心态的基本结构，日本的不认罪、对战争罪行问题的不妥协态度，并没有妨碍其在美国的扶持、怂恿、纵容下成为军事大国，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日本战后经济崛起的道路，都是走在美国全球战略行动的框架内，伴随着日本的军事崛起，是一种威胁着亚洲邻国的安全的崛起，从日本存贮着数百吨用于制造原子武器的原料钚的行为，可以窥见日本人内心对核话语权的渴望。面对日本如此的“大国思维”，让中国民众接受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摆出“正常心态”而“走出历史”，用我们的“正常”去屈就别人的不正常（不认罪、不妥协、不赔偿、谋求军事霸权），精英想得开，百姓就未必想得开，因为民众多半是受教于现实。

　　总之，就外部参照系来说，精英们理想的那种温文尔雅、礼让谦卑、低眉顺眼的“大国”形象，我们找不到，“大国”们崛起的道路，与精英们告知我们的亦截然相反。

　　贫穷也使人“当不起”大国的国民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更加体现出人的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的原则。

　　据说，“中国内地的百万富翁总人数为23.6万人，资产总值为9690亿美元”，占人口总数4‰，而一半以上人口的年平均收入在２０００元以下。”月收入在200元以下的人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刚刚看到一则新闻，广州一个民工在今年广东罕见的酷热之中连续工作了七小时，被活活热死。中国还有失业工人、贫苦农民为筹集不到子女的大学学费无奈自杀的个案，至于看不起病，从而小病拖大、大病拖死者，不再赘述。如若“自信、宽容、雍雅、关怀”处处可闻可见，何其可叹。然而，自信来自对生活基本前景的无忧，宽容来自彼此公平的社会经济地位，雍雅来自无忧无虑生活后的积淀，关怀来自充满关怀的氛围，在现在这样一个信仰极之模糊、道德几近沦丧的社会，有吗？巨大的社会差距带来的后果，是当置身于财富和知识顶端的社会精英人群提出做“大国国民”诉求的时候，在底层社会解决不了温饱的人们那里丝毫不能引起共鸣，即便精英们是对的，大国国民思维也只能是属于精英们的。

　　什么样的现象引起了如此多的“中国国民应有大国思维”讨论呢，究其根源，竟然出自互联网上的言论，互联网上大量与主流话语，特别是主流“外邦话语”所不相容的言论，引起了一些人的高度重视，他们在占有了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之后，把目光投向了网络话语。有人曾经不无忧虑和愤懑地指责“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互联网上体现出来的复仇心态。这种心态将那些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国家视为中国永远的敌人，要求寻找一切机会给予惩罚，使之‘永世不得翻身’。每当中国与这些国家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一些网站上经常可以看到诸如‘抵制外货’、‘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或者‘打到某某地方去’的话语。殊不知这样的‘爱国’言行，正好为西方许多反华人士提供了‘遏制中国’的口实，同时也让周边国家更倾向于接受‘中国威胁论’。”也许有人会指出，能够在网络上发言的，起码应该有文化，有上网的机会，应该有产生“大国国民思维”的基础。可是，也许他或者他的学友，已经为大学学业负债累累，每日只靠白开水、馒头度日，也许他和他的父兄，正经历着失业的痛苦和对未来生活的茫然，他们需要方向，需要可靠的保障，他们觉得社会需要公平、公正，他们对公平、公正很敏感，对国内问题如是，对国际问题也然如是，对不公正的强烈反弹，对祖国强烈的爱和对社会不公正的强烈的恨所交织出来的愤怒的流露，可能会令某些外邦所不悦、令某些精英所不齿。这其中，必然包括一大批底层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比如，前几天一则报道，成都某大学的一硕士研究生，为筹集足够的生活、学业费用，兼三份职，休息不够，力竭累死，耳朵边却刚刚传来教育部关于研究生学习也要收费的声音。要他们有“大国国民思维”和心态，似乎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就目前而言，发出“要做大国国民”声音的绝大多数，应该是那些有充分表达“自信、宽容、雍雅、关怀”的本钱和拥有发出“自信、宽容、雍雅、关怀”声音的平台的知识精英们。大国国民的风范和思维要不要，回答是肯定的，但它背后的基础是什么，是全体国民都公平地分享到社会发展的经济成果，是全体国民都能够有尊严、有保障地生活、学习、就医，是全体国民都一心一意，同心同德、风雨同舟地为这个国家的富强流血流汗。现实的社会是不会产生真正的、普适的“大国国民思维”的。 http://www.intlshop.com

　　【“大国国民”是怎么炼成的？】

　　作者: 冼岩 《凤凰周刊》

　　近来，有学者提出：中国已经是大国了，作为大国国民，中国人应该有大国心态。这种观点，反映了几代以来知识分子以为国民心态、国民性格可以人为铸造的自觉担当和济世情结。

　　五四以来，启蒙精英大多致力于“改造国民性”。鲁迅弃医从文，就是为了“拯救中国人的心灵”。但是，不管启蒙诸贤付出了多少努力、著述浩如烟海，国人的性格心态似乎并未因此提升多少。

　　马克思对此早有解释：是存在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存在。人的观念意识，主要由人目所见的外部世界以及自身与外界的关系（即自己在环境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与所接受的外部信息反馈高度相关。具体到国民的性格心态，它主要由大多数人的经济和生活水平、文化教育程度以及世界对该国的看法态度决定。以日本为例，历史上日本人的自信，是明治维新后经济发达、国力增强以及一系列的国际斗争胜利铸就的；在此之前，日本人被视为蛮夷倭寇。二战战败后，日本人的心态与前大不相同，自信一落千丈；战后经济腾飞，直至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人才拾回自信。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国力增强、国人的自信和民族（指中华民族）认同也随之水涨船高。从某种意义上说，称中国为“大国”已当之无愧。但是，今日中国之“大”，尚不足以支撑起中国人成为“大国国民”，不足以支撑国人的“大国心态”。一方面，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待提高，受教育人群的范围和程度有待提高，富于自我特色的国家意识形态还有待重整，文化方面的复兴也才刚刚起步；另一方面，中国还处在一个充满猜忌的国际环境中，还没有赢得国际社会的充分信任和尊重。可以说，大国之路正在起步、中国正在崛起；当此变化之时，欲人为型塑国民心态，无异于欲求无源之水、欲为无米之炊。

　　真正的锻造“大国国民”之路应该是致力于发展经济、提高国人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完成意识形态和文化道德体系的重建、增强综合国力、赢得世人敬重。只有在此基础上，知识分子和媒体才可能顺水推舟，起到“导向”作用。在信息开放的时代，媒体的作用方式也主要应该着力在对待具体事物的态度上，通过对具体事件的具体分析来诱导、培植大国心态，不可寄希望于舆论的声音能够塑构出统一的国民心态；或许只有在信息封闭、单一的传统社会，才有此可能。

　　但是，不管怎样，在全球化合作的时代，向着培植国人自信、宽容、大度的“大国心态”的努力，是值此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