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阳光讯】民族精神的哲学求索——记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王东教授和他的《中华文明论》

[编者按] 古云“国有与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没有自己的根基，就不会长久昌盛。江河恃源而奔流，树木恃根而丰茂。中华民族之所以历久不衰、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有其深厚而坚固的文明根基。那幺，根基的起点和源头何在？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中华文明“西来论”及“外来论”的观点，曾流行了400年之久。而今，一部《中华文明论》，以翔实的材料、科学的分析及理论的阐释，一举拂去了历史的迷雾与尘埃，客观（最终）澄清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本来面目，给中华文明的世界历史地位——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判断。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是我们党和国家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专门发出的第一份重要历史性文献，它预示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就要来到，一个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派的新时代就要来到，它必将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众说周知，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宝贵资源。为此，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继承中华民族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并使之发扬光大，是当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意象重要使命。为完成这一项使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同时体现民族特色，以此推进理论创新。我们可以自傲地告诉大家，不久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东，推出的大型学术专着《中华文明论》（三卷本），是目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成果的代表作。受一代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的嘱托与激励，王东教授立志执着。《中华文明论》从准备到写作，耗费十五年之久。该书出版后，资深专家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奏响了时代最强音，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引起人们强烈关注。

首倡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张岱年先生曾赞许说：“王东教授支持我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我非常高兴。《中华文明论》，很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探讨了中国文化走向问题，提出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主题是现代化，主潮既不是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也不是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全球化与民族化统一的大道，创造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我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关注与讨论，促进百家争鸣”。

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黄楠森教授指出：“《中华文明论》是王东教授经过长期准备、潜心研究，写出的一部中国文化研究专着，也是一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文明观的创新之作，呼唤中华民族精神的学术力作。这里提出的问题，解决的问题，还有没解决好的问题，许多是有启发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值得在学术界中引起深入探讨。”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指出，王东教授的这部三卷巨著，是站在理论的高度，以哲学家的眼光，对中国文化历程的总结。这是第一部具有创新体系的中华文明史专着，是极为难得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对于哲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对于民族精神的提高和弘扬，将起到促进作用…… http://www.intlshop.com

归纳众多资深专家的高度评价，人们可以得出共识：《中华文明论》是一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文明观的创新之作，呼唤中华民族精神的学术力作。这部分上、中、下三卷本，插有60页彩版，共176万字的学术专着，具有崭新的创造性和历史纵深感及鲜明的理论性和时代感。

那幺一位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教授，为什幺会去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民族文化？面对如此庞大的多学科学术工程，他究竟是如何进行研究的，又得出了什幺样的结论？带着这一个个问号，笔者走进了北京大学，走近了《中华文明论》的作者王东教授。

“末班车”驶入快车道老“知青”读成大学者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都能置他于死地。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都依然比要夺取他生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人知道自己会死，知道宇宙对他而言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这些都一无所知。因而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帕思卡

王东教授就是这样一株会思考的“芦苇”。

36年前，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这株“芦苇”扎根在北大荒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离开北京前，父母给了他二十元钱。他竟用这些钱买了一套四卷本的《列宁选集》。在靠近中苏边境一个不知名的山村，这部伟人之作伴他度过了10年“知青”生涯。

兵团生活艰苦且劳累。冰天雪地的恶劣气候，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艰苦劳作，看不见希望与前途的苦闷与迷茫……王东和千千万万的兵团战士一样苦熬着，默默地忍受着。所不同的是，每当夜深人静别人鼾睡之际，他却在微弱的煤油灯下津津有味地读起了《列宁选集》。

昏灯如豆。他的目光在书页间留连，饥渴的心在阅读中得以精神饱餐。个人向何处去？国家向何处？面对“文革”中的各种现象而产生的无数疑惑，最终在伟人的著作中找到了答案，在如晦的长夜中，他如饥似渴地解飞着自己的思想。四卷本的《列宁选集》，他不知读了多少遍；破损的书页也不知修补多少回。伟人的真知灼见照亮了王东的视野。在自问自答的释读中，智能之光引领他勇往前行。至时，读书给“劳其筋骨”的兵团生活赋予了新的意义。

“十年磨一剑，今日把拭君”。自学苦读换来的深厚功底，使王东于1977年恢复的高考中，如愿以偿地考入黑龙江大学哲学系。那一年，正逢他的而立之年，却比常规上大学的青年，整整晚了10年。

赶上高考末班车考上大学的王东从此驶入快车道。一年半后，他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1985年，他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一年后，考入北京大学，师从著名学者黄楠森教授，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最早的哲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5月，他又成为北京大学最早被破格提拔的8个正教授之一。目前，王东担任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华民族文化研究会（筹）副会长等职。

留校任教20年来，王东教授在教学与科研方面收获颇丰。据统计，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了系列学术专着“改革学五部曲”和“中国学五部曲”；3次获北京大学优秀学术成果奖；4次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奖；1992年获第二届吴玉章奖；2001年获国家教学优秀成果奖。

两代学者传薪火“颜李故事”谱新篇
“辩证的综合创造是指：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州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分析和审慎审选。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发挥民族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出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

——张岱年《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日新月异，千变万化。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牵动着每一位关心中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的心，并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文化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响起了王东铿锵有力的声音。1986年，他撰写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改革之路的哲学沉思》一书。书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基本思想。虽是雏凤初啼试清音，但却得到张岱年先生的刮目相看与首肯。

今年已95高寿的张岱年先生不仅是“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倡导者，而且他本人所走的学术道路也是一条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综合的创新之路。

早在1936年，张岱年先生就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睿识。他提出的这条哲学新路是受其兄张申府“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思想的启发。上一世纪最有成就的中国哲学家，如毛泽东、李达、冯契等，都沿着“中、马、西”综合创新之路做出了伟大成就和贡献。国学大师冯友兰在后期也认识到；只有打通“中、西、马”，将中西哲学中一切好的东西都吸收包容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才能实现他的“旧邦新论”。

为实现中国哲学这一次最伟大的综合创新，前辈们做了艰辛的求索，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但路漫漫其修远兮，任重道远。在年事已高的前辈们“天降大任于谁人兮”的感慨中，学者的良知与责任心使王东勇于承担起了思想接力与学术创新的重任。王东十分尊崇张岱年先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虽已博士生毕业，并被破格提拔为教授，仍常到张岱年先生家拜访请教。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张岱年先生推荐王东和他一起去参加一个学术座谈会。车上，两人促膝交谈。张岱年语重心长地说：“王东，你能支持我倡导的综合创新论，我非常欣慰。希望你能把这一学说发扬光大，理论上有更进一步创新。”接着，张岱年意味深长地举例说：“清初，有个‘颜李学派’。他们这一学派的学说是由颜元首倡的，可是发扬光大的却是李恭。我期望你能发展综合创新论，使这一文化主张更趋理论化，影响也更大……”

1997年3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岱年全集》。闻此消息，王东打心里为先生高兴，并立即打电话表示祝贺。张岱年在电话中喜悦地说：“谢谢你的祝贺，这套新书我一定送给你。”第二天一大早，年近九十的张岱年抱着3卷新出版的全集精装本，一直爬上5楼，送到王东家里，还歉意地说：“8卷本太重了，一次拿不动，只好先送3卷过来。”捧着这3卷新书，王东感觉重如泰山，激动得竟说不出一个“谢”字来。

这之后，王东多次向张岱年请教如何发展综合创新论，深感焦点和难点均在“综合什幺和怎样创新”两个问题上。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学术研讨会上，王东和张岱年就《中华文明的综合创新与现代复兴》做了联合发言。其讲稿发表于《教学与研究》刊物上，《新华文摘》对此文进行了转载。此时，张岱年对王东又一次讲到了“颜元与李恭”的故事。他再一次意味深长地对王东说：“清代实学有个‘颜李学派’，虽由颜元首倡，却靠学生李恭才得以发扬光大。原来程宜山在发挥综合创新论方面帮我做了不少事，我们两人还合写了《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但不幸程宜山英年早逝，太可惜了。现在，我期望你能多起作用，继续发展综合创新文化观！”面对张岱年先生期许的目光，王东心绪难平。中华文明历史悠远，薪火相传，才得以发展创新。中华民族文化虽在表述形态上落后于近代西学，在某些方面却可能具有超越近代西学的后现代功能，成为与近代西学互补的现代新型文明的文化“基因”。置身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人要用自己的双手拂去历史的灰尘，恢复中华文明起源的本来面目和世界历史地位，用行动来促进中华文明的创新复兴。自己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有责任疏理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责任回答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时代课题；决不能止于照本宣科的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止于苏联模式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包括与中国国情、实践运动相结合，还包括与民族历史、文化血脉及民族精神相结合。开掘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迎接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是至为神圣的历史使命！

1996年，王东发表了“中国学系列”第一部《中华国富论》。张岱年先生欣然题词：“综合创新，富国富民，自强不息，振兴中华。”

1998年，王东创作“中国学系列”第五部《中华文明论》时，将近3万字的详细题纲呈送张岱年先生。对此，张岱年给予了充分肯定 。5年后，王东3卷本的《中华文明论》正式出版。扉页上最显着的位置上有王东写的这样一段话：“作者从1986年起，与张岱年先生一起倡导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受张岱年先生嘱托与指点，经10年准备，5年写作，终于推出这部精心之作、创新之作。”这既是王东的写作缘起，也是他的肺腑之言。

就这样，清代的“颜李故事”在20世纪，由张岱年先生和王东教授两代学者共同谱写出了现代版的感人新篇。

溯中华文明本源寻民族文化根基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真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些人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王东教授倾心写作《中华文明论》，似乎是迷途转向，但王东却不这样认为：“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对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一种新的解读，是试图写出晚年马克思《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中国续篇”。

20世纪前期，学术界对马克思研究的争论焦点，集中在“早年马克思手稿”。而到20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内争论焦点，已转向“晚年马克思笔记”。那幺，什幺是“晚年马克思笔记”呢？

西方主流思潮用抽象人道主义和“中断论”来解读“晚年马克思笔记”，称之为“人类学笔记”。他们认为，晚年马克思中断甚至放弃《资本论》写作，转向经验人类学，向早年马克思哲学人类学主题回归。

前苏联东欧学者往往用苏联模式教科书体系和“偏离论”来解读“晚年马克思笔记”，称之为“古代与东方社会笔记”。他们认为，阐发马克思笔记的恩格斯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出物质生产与人自身再生产这两种生产的统一，在原始社会中起决定作用，应特别注意血缘关系、家庭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特殊重要作用，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决定论的基本原理。

在近40年研究的基础上，王东则独群蹊径地提出“以马解马”的新解读模式和“统一论”的新观点，对“晚年马克思笔记”做出既不同于西方主流思潮、也不同于前苏联东欧的解读。他认为，马克思《资本论》写作之初，五篇结构、六册结构的总体构架都是“资本论——国家论——国际贸易论——世界市场论”；晚年笔记与《资本论》总体构想是统一的，是写“《资本论》续篇”的准备材料和四组札记之一。主题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题目已画龙点睛地标明了这一点。这三个起源实质上是一个主题——文明起源，也就是马克思从早年到晚年，孜孜求索的文明国家与社会的原生形态起源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问题、运用的方法、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但他们那个时代使用的材料却又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基本没有论及中国的国家起源与文明起源及其历史特点和世界历史地位。因此，王东认为，今天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为此，20世纪80年代参加“文化热”大讨论后，他就开始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收集中华文化元典了。

每每走进王东的家，就仿佛走进了浩如烟海的图书馆。他的家，可谓环墙皆书，依照整面墙壁做成的书架，分门别类地摆放着万余册书籍。东壁厢是中华文化典籍；西壁厢是外国学术资料；上壁箱是外文原版；下壁箱是影印光盘……这些书，是他的师，是他的友，也是他的伴侣和知音，更是他垂帷苦读、沥血著述的有力见证。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入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史这一全新领域，王东唯有拜书为师。为此，他不惜重金揖求，仅在考古领域，他就圈定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俞伟超、李学勤、安志敏、邹衡、李伯谦……等大批对他们的论着，王东是见一篇收集一篇，有一本搜购一本。可谓一篇不少，一本不缺。这些大部头的专着印数很少，价格自然不菲。王东教授在北京海淀旧书店觅得1959年版《梁思永考古论文集》，老板竟论页卖。160页的薄薄一本要价160元。为占有最新考古资料，仅青铜器一项王东教授就买了《故宫青铜器》、《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殷墟地下瑰宝》、《三星堆祭祀坑》、《新干商代大墓》、《朱开沟》、《郑州商城》、《盘龙城》、《三门峡虢国墓》、《陕西青铜器》、《中国青铜器国家》、《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中国文物大典》（青铜器）、《中国古代车舆马具》等书。而当《中国青铜器全集》出版，王东则囊中羞涩，只能花2000元买了其中的6本，至今他为不能买全此书引为憾事。

而对海外有关文献资料，王东更是不惜代价。为了真正科学地阐明中国世界历史地位，开展国际对话，必须突破“国粹主义”狭隘眼界，注意吸取海外最新学术成果。到国外学术访问时，他千方百计搜寻文明起源与发展比较研究方面的学术资料。一次碰到一套带图像的文明史、工艺史资料，一本原始艺术史专着，一套《古希腊文明史》3卷本，需要花相当大一笔美元，他倾其所有毅然买下。在国内研究时，凡是有关海外文明研究成果的书，既使再贵也一律买下。如讲古埃及的《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许倬云等编着的《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等。此外，这些年，他还让自己的研究生从图书馆、互联网和各种外文资料中大海捞针式地搜寻各种相关最新学术资料。

占有资料的目的是为了分析、研究它们。为弄清西方学术界主流是怎样看待中国文明古源和历史地位的，他查阅了许多西方著名学者的观点，重点锁定了西方学术思潮的5位代表人物及代表作，他们分别是：

世界史、文化史、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及其传世之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世界历史研究最为突出的代表L.S.斯塔夫里阿诺斯及其主要代表作《全球通史》；西方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及其代表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冶金史专家泰利柯特及其主要代表作《冶金史》；科普作家阿西莫夫及其大作《诠释人类万年》。

这些人都是世界级学术大师，并且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但他们持的都是中华文明外来论的观点。

1654年，德国人柯切尔提出了中国文明埃及源头论。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是法国汉学家德经著名的演讲《中国人为埃及殖民地说》。

再下面，19世纪末，英国人查尔默提出中华文明巴比伦源头论。英国人理格更大胆地想象：在洪水泛滥的时代，诺亚的子孙乘着诺亚方舟东行，从巴比伦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青铜、文字、车轮等西方文明要素。1894年，法国人拉克伯里发表《中国上古文明西源论》。他断言公元前2280年，阿卡德国王廓特奈享台吞并了苏美尔人后率巴克族东迁，最后定居中国西部。因而中华文明完全是西亚巴比伦文明移植。中国上古帝王都是西方来的巴比伦人。盘古就是巴克。神农就是萨尔贡王。黄帝则是廓特奈亨台。

20世纪中期，前苏联的世界著名农业起源专家瓦维洛夫提出：中国稻作农业文明源于印度。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学者毕士博、安德鲁、奥斯本等人提出：中国文明北来论，认为中国彩陶与青铜都源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20世纪中后期，卡尔·苏尔的《农业的起源与扩散》与拉尔夫·林顿的《文化树》等世界名著，又提出名噪一时的中国文明南来论；此外，还有日本学者提出的中国文明东源论：说泱泱华夏大国的文明竟是源自岛国日本。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http://www.intlshop.com

王东教授看罢这些，心情难以平静，几乎要拍案而起了。

中国、外来论之所以能流行4百年，除了早期有《圣经》的宗教观念支持外，还有4个哲学观点支撑：即单一源头论、单向传播论、单一模式论、西方中心论。

王东教授认为：去伪存真，就必须从哲学高度来彻底解决问题。唯此，才能真正拂去历史的迷雾与灰尘，澄清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本来面目。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文明起源，我意就等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的提法，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在‘宏观研究——微观研究’这两步之后，下一步课题是对中华文明长河中每个‘火花’或每个连接点，应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探讨。这已跨入哲学领域……”他的高足郭大顺曾用“考古学走向哲学化”来概括这一学派方法论上的独特风格。王东教授非常认同这一观点，认为考古学是底层基础，历史学是总体概括，人类学是抽象上升，哲学是最高层次。20世纪的中国是考古的黄金地段，也是中国考古大发现的黄金时代。如，三星堆出土、夏商周断代工程一系列重大考古成就不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改写中国历史，而且可能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写世界历史。现在的问题，是千辛万苦挖出来的考古发现，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研究、哲学总结，致使当今世界上广为误导的西方世界历史著作，通常只承认殷商以后的中国文明，并且评价偏低。要改变这种情况，只能靠中国人自己。一些富于远见卓识的考古学家已认识到这一重大课题的解决，最终有赖于上升到哲学层面。

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又是怎样看待中华文明起源的呢？近百年来，先后有“东周起点论”、“殷商起点论”、“夏代起点论”、“龙山时代起点论”、“大汶口淘文起点论”、“炎黄起点论”……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时甚至被削掉了二分之一。 王东教授知难而进。他为自己设计的研究模式是：以哲学为龙头，国家与文明起源发展为主要对象，用马克思主义文明论方法+中华文明论素材+世界文明论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考古、历史、人类、工艺、文化等诸多学科领域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具体地说，就是采用“最新考古新发现——中国古典文献——现代科学理论”的三重论据，给中华文明起源一个应有的说法。

他不仅要证明中华文明起源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初期；证明中华文明母体结构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还要证明中华文明有区别于环地中海一带的西方文明起源模式；中国国家起源有不同于“雅典式——罗马式——德意志式”的独特发展道路；他要为中华文明寻根，给中华文明世界历史地位以新的判断。

十年面壁不寻常，呕心沥血着新章。为达到确定的奋斗目标，王东闭门下帷，潜心研究，除了锻炼与上课，很少外出。他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作息制度，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10点半，每天平均工作13～14个小时。从45岁到55岁，王东教授把他学术上的第二个青春期全部献给了《中华文明论》的写作。

多元文化综合创新一家之言独树帜
“纵观全书（指王东《中华文明论》——引者注）或许可以说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第一，不仅很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而且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把这条思想红线贯穿到整个中华文明史的研究过程中去，从而对综合创新论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第二，以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为指导，对于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作哲学概括，力图阐明中华文明起源历史过程与中国特色，提出了“多元一体、综合创新”的中华文明源头论。第三，以综合创新的辩证法为线索，探讨了近三千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问题，力图超越“儒家主线论”、“儒道互补主线论”、“儒释道融合主线论”等流行说法，首倡“多元文化、综合创新”主线论，提出中国文化近三千年的三次大综合、大发展的新观点。第四，探讨了中国文化走向问题，提出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主题是现代化，主潮既不是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也不是保守主义的儒家复归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全球化与民族化统一的大道，创造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第五，从世界历史新高度，阐明了中华文明的世界历史地位，为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哲学基石。第六，把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更系统化、更具体化，也更理论化了，乃至发展为多元文化创新哲学，还提出了新世纪新文明的新理念。

——张岱年《综合文化创新观的运用》

张岱年先生对这本书的评价非常中肯。王东在创作这部书之前，就拟定了他的意图：从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系统阐发综合创新文化观，借以揭示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与世界历史地位。科学地回答中国文化问题，特别是“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新世纪发展问题。从文化哲学的理论思维高度，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战略和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之道，中华文明文化“基因”的综合创新之道。王东在收集研究资料的过程中，又涉猎历史、人类、工艺等学科，他从考古最新发现的种种细节入手，获取了大量的实证。这不仅使他的视野更开阔，更使他站在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的高台上，比较得心应手地勾画出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全景图，最终按照他的研究创作意图，出色成功地完成了《中华文明论》。

长期形成的传统看法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心只能是一个，就是黄河中游、中原地带，文明之光由此辐射四方。20世纪70年代河姆渡等江南文化遗址发掘之后，严文明等考古学家提出长江、黄河是中国两条母亲河。中华文明起源于东亚这“两大河流域”；苏秉琦等考古学家进而提出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六大区系问题。王东根据20世纪后期考古最新发现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最初源头应追溯到一万年前的三大技术创新——农业革命、新石器革命、陶器革命，具有南北两大源头，都产生于山前台地、河谷地带。南方稻作农业源头，主要在珠江上游、长江中游南岭南北的半月形山前台地地带，以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贝丘、桂林甑皮岩岩洞、湖南西南南岭山区道县玉蟾岩洞穴、江西东北丘陵地带万年仙人洞为典型代表。北方栗作农业源头，则主要分布于桑干河—永定河—古黄河入海口（今天津海河）流域，太行山、燕山山脉与华北平源结合部的r字型山前地带，以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山西怀仁鹅毛口为典型代表。一万年前南北二源的最初源头——六七千年前六大区系文明要素的多元发生——五千年前中原地带国家中心、文明中心的聚变形成，代表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三部曲”。分析与综合结合，裂变与聚变统一；有分有合，分分合合，先分后合，由分到合；文明起源多区系，文明形成有中心——多元一体、综合创新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显着历史特点。

在中华文明起源新探索上，王东教授提出四个新观点，他概括为：总程一万年；两个五千年；起源三部曲；炎黄关节点。

所谓“总程一万年”：就是中国文化起源、古人类起源迄今证实已有二百万年以上历史，这是文明的史前铺垫。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加上发展过程总的是一万年。即在一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后期——新石器革命时代，开始了中华文明起源过程的最初起步、最初萌芽、最初奠基。

所谓“两个五千年”，则是中华文明起源发展整体过程应当分为“上下两个五千年”。上一个五千年是“中华文明起源过程的五千年”；下一个五千年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的五千年”。

中华文明起源从一万年前至五千年前，先后迈出了三大步，堪称“中华文明起源三部曲”

第一部曲：一万年以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初期，是中华文明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主要标志是为文明起源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的三大创新，农业革命——新石器革命——陶器革命。

第二部曲：七千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中后期是中华文明三大要素生成期。其主要标志是文明起源的三大要素分别先后开始生成萌芽。这就是“铜器——城市——文字”，这文明起源三大要素分别标志着“三大主体活动一三大主体关系——-三大中介系统”的新发展。

第三部曲：五千年前开始的炎黄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总体性标志——中国国家形成期。

中国国家形成也经历了三部曲。公元前3000年前后炎黄时代原始国家是第一步；公元前2500年前后尧舜时代（相当于山西陶寺文化龙山时代）早期国家是第二步；公元前2000年前后夏代古典国家是第三步。

“炎黄关节点”系指：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炎黄时代是一个决定意义的关节点、中心点、高峰点。距今五千年前后的炎黄时代既是中华文明起源期的归宿点，又是中华文明形成期的出发点，是中华文明从无到有的起源过程和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的交错点。在炎黄时代以前，只有“铜器—城市—文字”这文明三大要素发生。从炎黄时代开始，才有文明形成的总体标志——国家的形成。

王东的《中华文明论》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并提出了许多相关新世纪文明的创新理念的大书。他的立论正确鲜明，表述精彩。这里仅举几例为证。例如，王东在他的《中华文明论》下卷第四篇《五四以来：综合创新主潮论》中，透过历史长河的表层泡沫，探析中国现代文化的深层本质，做出了“一个主题——四次讨论——三大思潮——一个主潮”的新概括：

“一个主题”，就是“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实质上是中国文化怎样走出封建主义、走向现代化的时代课题。

“四次讨论”就是20世纪前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争；80年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大讨论；90年代中国文化复兴的大讨论。简言之是20世纪前后两个五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个时代的两次文化大讨论。

“三大思潮”指20世纪四次文化大讨论中始终存在着三种文化思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保守主义传统复归论。

“一个主潮”。上述三大文化思潮并不是“三足鼎立”的平列关系，而是“一个主流，两个支流”的主从关系。只有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创新论才是20世纪四次文化大讨论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主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决不能说成是“打倒孔家店”的激进主义；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主潮不是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90年代文化复兴潮的主潮也不是保守主义传统复归论。

还如，为驳斥“中国文明西来论”、“中国文明晚来论”，依据考古学科资料，王东做出“三、二、一”的新判断。所谓“三、二、一”新判断，其具体内容是：

第一个新判断——中国与西亚、中南美洲是独立起源、独具特色的世界三大农业发源地，而居首位。

第二个新判断——中国与环地中海地带是世界文明起源的东西两大中心，两大源头，而时间最早。

第三个新判断——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代表了巨大空间、九个区系、多元一体、综合创新、万年不断、连续进化的模式，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模式。

再如，为把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综合创新文化观进一步理论化、具体化、系统化，并力求升华创造出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哲学，王东做了理论与哲学的探索。这种探索工作有点像建立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信息库存工程和文化基因工程。王东力图把现代自然科学革命中信息库存理论与生物基因工程这两大潮流综合起来，并引入人文社会科学，引入文化史与文化哲学研究。一方面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五千年与发展五千年，探求中国历史底蕴中的文化精神与文化理念；一方面是把历史长河中长期沉积、历史传承的文化基因提炼出来，加以哲学升华、创新发展，特别是继承发展中华民族特有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http://www.intlshop.com

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核心精神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多元一体，综合创新。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系统集中表现为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上的四大理念:寻求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的天人合一观；寻求人与人关系和谐发展的互主体观；寻求国与国关系和谐发展的以和为贵价值观；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和谐发展的多元兼容文化观。它独树一帜的六大历史特殊性征是：自生原创性、民族独特性、空间广阔性、万年连续性、多元兼容性、综合创新性。

毋庸讳言，封建主义统治后期的停滞，也曾给中国文化基因打上狭隘家庭性、专制性及封闭性的历史印迹——但在中华文明万年历史长河中，这绝不是本质与主流。

这种底蕴深厚、内容独特的文化基因系统内在地决定了中国在世界历史命运上的三部曲：古代农业文明起源发展领先一万年；近代工业文明转型中一度曾落后二百年；未来新型文明中奋起直追、综合创新、现代复兴。

恩格斯在谈到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曾经描述：“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同样，面对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则更是一个需要巨人并能产生巨人的时代。正是伟大的中华新时代，激发了王东的生命激情，造就了《中华文明论》！

作者:王如 来源: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