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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教授”郎咸平的精神从何而来?

2004-08-19 16:29,  http://china.calsunshine.info/articles/2004/08/19/000872.php

【加州阳光讯】郎咸平是个香港教授,但是郎咸平的知名度在大陆却很高。很高知名度的原因倒不是郎教授的研究课题如何,而是郎咸平的那张利嘴还有似乎和谁都过不去的那种不合作精神。

  郎咸平的精神从何而来?

  郎咸平自己有自己的解释,郎咸平说很多人说他是“流氓教授”,他从来不怕,因为“我做这一切都是为公,而没有一点私心,所以我毫无畏惧”。

  三年前,郎咸平炮轰德隆系,警告中国投资者他们投入德隆的钱最终将拿不回来,三年后,德隆系大厦崩塌,“老三股”灰飞烟灭。

  现在,郎咸平的炮口又有了新的目标。

  目标之一是海尔。

  海尔是中国家电企业的骄傲,作为已经被政治化的符号,海尔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或欣赏或质疑的目光,争议始终在坊间流传。

  海尔怎么啦?

  郎咸平的攻击归纳成四问。

  一问由于中国的《公司法》不健全,很难对海尔职工持股会作出适当监管。希望海尔向股民详细披露每个高管人员在职工持股会的持股比例。

  二问当初成立海尔投资的时候,到底通过何种过程让海尔投资拥有海尔商标专利权?到底通过何种过程,将零部件的供应权转到海尔投资的手中的?如果是海尔集团董事会正式通过这些资产的转让,那就是明显的内部人员利益输送,除非海尔集团能证明董事会成员从未在海尔职工持股会拥有股权。

  三问中国国有企业体制问题,使企业老总没有办法透过某种激励机制得到适当补偿,但并不代表国有企业职工,包括高管人员成立的职工持股会就可无节制地控制公司的资产。以海尔2003年806亿的全球销售收入而言,海尔职工持股会控制的有形无形资产高达650亿元以上,这在全世界也是前所未见的。 http://www.intlshop.com

  四问我们太强调国企对高管人员的激励机制不足,但对他们应对国家和股民的信托责任却强调不够。国有企业老总在产权还未转换时,就可以合法地做不好;产权转换后,就会立刻将企业做好,而且还可打着“产权改革”的口号,掩盖国企老总缺乏对国家和股民的信托责任。

  郎咸平对海尔的攻击简单地说是海尔在搞曲线M BO,在打着“国退民进”的招牌侵吞国有资产,针对海尔自己是集体企业不是国有企业的答复,郎咸平更是直指张瑞敏的国家干部身份。

  目标之二是格林科尔。

  与海尔的身份不同,顾雏军的格林科尔是完完全全的私营企业,郎咸平指责顾雏军的“罪名”和张瑞敏同出一辙,即席卷“国家财富”。

  格林科尔近年在中国资本市场可谓长袖善舞,科龙、美菱、亚星客车、ST襄轴四家上市公司在不长的时间内相续被顾舞入袖中,无论是科龙,还是美菱,市场和知名度都要远远高于格林科尔这个在香港上市的品牌,顾雏军是借助了什么力量呢?

  郎咸平认为顾雏军号称动用的41亿收购资金,实际的投入不过3亿。顾雏军的“席卷”行为可以用“七板斧”概括,即“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顾在收购这四家公司时,均以公司大幅度亏损压低收购价格,而这些公司的亏损又都由顾操办。往往在收购前,顾雏军就提前进驻企业,担任董事长,公司大幅度的亏损都在他的任上。比如2002年5月收购科龙,顾早在2001年11月已经担任董事长,再比如收购美菱、收购亚星、收购ST襄轴都一样。在收购科龙时,公司的管理费用一般为10%左右,顾当上董事长后提到20%,而这些企业的利润才5%左右,大幅提高费用必然导致亏损,在收购完成后,顾又把费用降到零,制造大幅扭亏的假象,“民企神话”就是这样演绎出来的。郎咸平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至少他仔细研究了这些公司的财务数据,有的放矢,和国内以“拍脑袋”为主的所谓经济学家有天壤之别。郎咸平的研究显然不会停留在量化分析上,对于张瑞敏和顾雏军而言,郎咸平对于他们行为的定性才是致命的。郎咸平认为,中国在“国退民进”中出现的问题,和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模一样,都是合法掩护非法,都是利用法制不健全侵吞国家财产,而且手法和过程惊人的类似。坦率地讲,水皮最近一年也十分深入地研究了俄罗斯私有化的进程,也动笔写了几万字的札记,但是了解得越多越不敢多写,越没有把握,越怕产生负面作用,郎咸平以一个海外华人教授的身份反而容易超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纠纷和束缚,大胆立论,小心求证。比如,国内长期以来一直担心国有企业与民间资本在争利,郎却认为目前已经不存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争利的问题,这也不是当前经济改革中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有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又比如,按照国内经济学家的解释,国有资产的流失在于“所有者缺位”,郎对此大不以为然,郎主攻公司治理,从没听说过什么“所有者缺位”的概念,所有者一直很清楚是国家。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没有所有者代表,而是职业经理人没有信托责任。国有企业的老总总觉得国家对不起自己,总想控制公司,你有什么资格?褚时健、倪润峰、张瑞敏都是“保姆”,都是职业经理人,作为职业经理人,就应该把自己该做的做好,担负起对股东的信托责任。打个比方,家里很脏,请了个保姆,结果保姆反过来成了主人。

  保姆变主人不是郎咸平发明的,而是现代城市社会的“流行病”,病因各种各样,有主人上错床的因素,也有保姆自身想做主人的欲望,因此,据说已经成为家庭主妇最担心的问题。国有企业的主妇又在哪里呢?

“任何一个贫困的国家,它必然拥有大部分贫困的民众。任何一个强盛的国家,它的制度必然要保护大部分民众过着富足的生活。”

  几个世纪以来,正是寓富于民的精神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美国,也正是没有还富于民造成了菲律宾目前的贫困。时代已经向中国提出了非常现实的诘问,我们的制度能否有助于一般民众的财富的增加?我们的资本市场能否保护最广大的一般民众的利益,使其免受不合理的剥削?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教授朗咸平认为,能否寓富于民是我们能否在这一个百年不断强盛的关键,我们的资本市场对此同样有着不容推卸的职责。

  贫困的大多数在这个社会上,你总要选择一个角度站立。当财富的分配越来越集中,贫困的,就会成为大多数。对朗咸平来说,财富天生要倾斜,但是制度不能有所偏袒。人数的对比必然会失衡,但是倾听的姿势不能失态。

  学术是危险的,尤其是在经济学家没有人格独立的时候;经济学家是软弱的,尤其是在学术为既得利益者服务的时候。朗咸平现在名头很大,他说那是因为他还有良知和独立的人格。

  2000年底到2001年2月,朗咸平参与了香港证券市场期货条例草案的修订。他吃惊地发现,该草案的修订过程全部被国外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操纵。草案修订委员会的12个成员中,有7个都是政府官员,包括3个证监会的,4个财经事务局的,其他都是大律师。目睹这种情况,朗咸平向委员会提问:“修订这个草案的目的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为了保护股民。

  朗咸平说:“这完全是个现代版的官商勾结。在这个草案的修订过程中,没有中小股民的利益代表参与进来,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怎么可能推进这个草案向保护他们利益的方向发展?”

  这是个相当严厉的批评。但是在香港,人们斜着眼睛看看激动的朗咸平,回过头来却还是继续供着高价的楼房,在股市里买着被大庄家操纵股价的股票。人们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改变自己的未来,在这个城市里,短视成为一切经济活动最重要的特点,对于实力雄厚、无所不能的大庄家、机构投资者,香港的宽容泛滥得像决堤的洪水没有尽头。对广大民众而言,对既得利益者的纵容在这个城市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公开的隐私。

  朗咸平说,不正常的股市和房地产对香港人民的剥削造成了香港大部分居民的贫困。在香港,已经有125万居民的收入远远低于菲律宾女佣的收入。而香港的资本市场还在加剧这个可怕现象的恶化。朗咸平曾经揭露过小超人李泽楷利用操纵股市,从而掠夺股民数亿港元的案例。李泽楷的“电讯盈科”收购“香港电讯”时,股民手中的市值损失高达2500亿港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那是中国GNP的1/36(2001年中国GNP预计为1.14万亿美元)。李泽楷通过收购“香港电讯”为香港人描绘了一个庞大的故事和美好远景,把股票价格拉升超过25元,但这是故事也是泡沫,当泡沫破灭,香港电讯的股价狂跌到2元以下。而李泽楷和盈科主要股东在和合作伙伴谈判破裂而外界尚不知晓的情况下,抢先抛售了大量股票,造成大量小股东被套牢。靠这样显然是违规的操作,李泽楷及其他大股东席卷了香港股市2500亿港元的资本。

  类似这样的庄家操纵股市,从而剥削中小股民的事件,朗咸平观察到了许多。他不断向媒介、向香港政界呼吁,揭露这些现象,但是包括他想要保护的中小投资者都只是宽容地看看他,事实上,也没有人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朗咸平一个人喊得很费力也很大声。他说他知道一个学者的力量很薄弱,但是他还是要不停地喊,不断地告诉大家:“你!你的利益正在受损害!有人正在无耻地剥削你!”

  “当有更多的人意识到耍阴谋的剥削与不知情的被剥削都是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应有的现象时,我们的股市将有希望向着正确的,也就是为着贫困的大多数,为着寓富于民的方向走。”

  没有成本的造假=没有希望的未来“中天勤关掉了,但是我们的银广厦和猴王,到现在还在经营,更多曾经因为造假坑害过广大股民的上市公司,他们的丑闻被揭露出来以后怎么样呢?这么多年了,他们换个名字继续经营。坑了股民的钱?坑了就坑了呗!我们是这样宽容得可笑。”“纵容造假,纵容非诚信,这是我们国家目前最大的危机。目前市场的大环境在拼命呼唤诚信,但是我们的企业以及体制却在纵容非诚信。”朗咸平说。

  “什么是有效的、寓富于民的资本市场?那就是信息对称、不能被人为操纵的资本市场。股东能够监督公司业绩,能够分享公司利润,而企业也为了回报股东而努力经营企业,为企业创造很好的基本面,这就是有效的资本市场。”

  “我们的资本市场目前为我们的国家做了些什么呢?资本市场应该为经济建设筹集资金。但是所有的人都认同,目前我们的资本市场中只是某些人在圈钱而已。我们自己的股民都没有办法相信我们的股市,更不用说国外的投资者。中国加入WTO以后,股市将逐步对外开放并与国际接轨。不难想像,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内地的股市会进一步向香港及世界股市靠拢。加上中国目前正全力加强产权改革与股份制改造等措施,可以预见,中国经济体制正更加快速地朝着民营化方向发展。我们希望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以后,向国外的机构投资者开放,这样可以吸引国外的投资投入中国,支援中国的经济建设。但是很遗憾,由于我们的监管是不得力的,大庄家操纵股市是受纵容的,所以,资本市场一旦向国外的机构投资者开放,我们的股民将面临更多的掠夺者,而且他们都是手段更加高明、力量更加雄厚的大庄家,国内的庄家根本不够他们玩,我们的股市将会被洗劫一空。到时也许才会有人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监管不得要领,我们的造假没有成本造成的。到时就太晚了。”

  “还有一方面,我们的上市公司为我们国家的企业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作用,有多少上市公司没有造假?上市公司中披露的信息,也许只有ST和PT是真的。大家的钱来得非常容易,更要命的是,他们做了坏事不需要受到惩罚,就是说,这样的造假完全是没有成本的。那么有谁愿意好好做自己的企业呢?我相信,假如我们的资本市场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几十年后我们全国不会有诚信的企业,也就是说,不会有好的企业。”

  企业其实也是一个国家里的公民,它有时就像一个容易被教坏的孩子,本来是应该被好好管教的。这种公民是引导一个国家的文明空气的力量。一个国家没有诚信的企业,又怎么可能会有诚信的公民,又怎么可能会有诚信的社会呢?朗咸平说:“近距离看中国,那种经济转型的痛苦我感同身受。”

  无耻的剥削,严厉的惩罚“许多人都说,天底下哪里有你所说的有效的寓富于民的股市?美国,美国的资本市场是接近于这个理想状态的。许多人都会摆出美国的华尔街丑闻来,告诉大家美国的诚信也不过如此。可是我要说,正是这个华尔街的丑闻让我们看到了美国强有力的监管,它用简直是残酷的手段彻底惩处了造假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全部受牵连,安达信被停业,而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不能再从事咨询业务,那是差不多1/4的业务份额,他们的事业空间被大大地缩小了。所有参与造假的大公司被彻底清算,将永远没有翻身的可能。他们的首席执行官锒铛入狱不算,还被迫妻离子散—按照美国的法律,如果不离婚,他们的家产将全部被没收用来清偿债务。”

  “应该说,最强有力的监管就是对违规者最严厉的惩罚。而这正是我们目前所缺乏的。”

  “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是朗咸平长期力推的。他说,美国的证券市场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证券市场,就是因为美国民众可以参与到惩罚侵害他们利益的违规者的行动中来,并且从中获得赔偿。在美国,所有上市公司的年报等详细信息都被制作成册或者光盘出售,任何人都可以付费得到这些信息。当律师得到这些信息,他们就不停研究其中的违规操作,当有所收获就起诉该上市公司。辩方必须自己举证证明自己的无辜,如果他们不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则他们将被确定罪名成立,接受惩罚。而另一方面,任何一个股民都可以代表全体股民的利益,当一个股民的起诉成功,所有的股民都能够获得因惩罚违规公司而得到的赔偿,这就是集体诉讼。

  “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对上市公司的威慑力量是可以确认的。因为上市公司之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造假,是因为中小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信息极为不对称,他们的力量对比也极为悬殊,一旦推行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则是法律赋予了民众一副利器,可以用较低的成本为自己维权,同时获得有用的信息。”http://www.intlshop.com

  “在香港,我也呼吁了很多,但是我清楚地看到,香港的证券市场已经完全成为大庄家和国外机构投资者的乐园,政府没有勇气改变这个状况。但是在大陆,我看到了希望。有关的司法讨论已经有过多次。我相信‘十六大’以后就可以把它纳入实施过程中。”

  “当然,国内的司法体系并不完善,引入‘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将会对我们的司法体系提出考验,但是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因为它是关系到我们的广大股民的利益,我们的资本市场甚至我们的国家都将因此而获益。”

  正道不直朗咸平说,挽救中国股市,这是一条正道,但是绝非一条直道。想一步登天根本不可能,要达到目的,往往要走一些迂回的道路,或者暂时采用比较缓和的方法。“放存量,抓流量”的想法就是在“正道不直”的思路下提出来的。

  股市应该是能够为人们创造财富的,投资股票本身就应该有两方面的收益:一是上市公司每年分派的红利;一是股价上升带来的资本收益。但是在我们国家,大多数上市公司并不分红利,部分有红利分派的也不足以支持其股价。事实上,所有上市公司每年分配的利润不足其税后利润的1/10。以2000年为例,按照流通股1/3的比例计算,几十亿的红利。而股民投资的总额是2万亿,回报率只有千分之几,股民的收益竟然大大低于银行储蓄收益。毫无疑问,希望赢得财富的股民实际上是受到了剥削。

  国家最初设置资本市场就是为了为国有企业解困,所以更多考虑的是股市的融资功能。目前中国的股市只是一个标准的“融资市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这与原先的制度设计都是偏向融资方,而对投资人的权利很少顾及有关。上市公司从股市拿钱,既不放弃控制权,又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承诺有红利回报,这样就造成流通股的持有人无法对上市公司施加压力。从银行贷款,到期不还就有很大压力,而上市公司的股票年底可以不分红,往往还高价配股或者增发,这样就形成了中国股市的怪现象。

  朗咸平说:“目前这种状况,要改变已有的存量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多年形成,大家的存量都不是用合法的手段得来的,要把存量的质量完全改变难度非常大。因此应该从抓流量开始。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上市公司发行新股,要向股东承诺一个市盈率,承诺一个确定的红利回报,而达不到这个指标就要向股东赔偿损失。通过这种做法,对股权融资进行比较严格的硬约束,从源头上把住上市公司的质量。”

  “流量改变了,存量就会慢慢地被改变,通过流量改变存量,这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这也是我目前想要呼吁的一个方向。”

  朗咸平现在很忙,除了在香港的讲学,他大部分的时间在大陆工作。做研究,也宣扬他的学术主张。他还担任了上市公司第一龙浩的独立董事,他说他是在探索用独立董事的力量影响、制约上市公司的一条路子。很多人不相信他,因为独立董事不就是花瓶吗?而且据说第一龙浩与某些朗咸平痛批过的大庄家颇有渊源。朗咸平也来不及解释,但是按照他的要求,他担任了该公司的预算委员会的主席,公司的预算报告都要经过他的签字。“正道不直嘛,我反对庄家操纵股市,但是我跟庄家并没有仇。我并不想从道德上去批判他们,有不完善的规则,就一定会有违规者,谴责违规者是没有用的,像小孩子一样,不和他们玩也是可笑的。我要做的只是要推动完善游戏规则。”

  朗咸平40岁,头发已经白了,他说他还有失眠的习惯。但是他到哪里讲学,听众的反应总是非常热烈,他讲的枯燥的理论很少,很多详尽的、生动的、惊人的案例,于是大家知道,朗咸平,他真的是在做事情。当他在讲坛上抬起头,我们知道,他是在仰望一个他理想中的寓富于民的时代。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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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加州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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