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应该改变改变思维方式(上)

三、迷信圣贤篇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一直遥遥领先于周边国家和民族。中国虽然在军事上挨过多次打，亡过几次国，可是在文化上，却从来没有输过。这就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自满情绪，以为中华文化世界第一，并以此沾沾自喜。鸦片战争后，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这次打进来的“夷蛮”和以前不同。最早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于是搞起洋务运动，设立了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主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不过那时中国人还没有改变“中华文化世界第一”的想法，光绪二年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写了一部游记，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这部书传到北京，引起满朝官员的公愤和震怒，人人唾骂，日日奏参，一直到皇帝发出停止争论的圣旨才算完事。

　　等到甲午战争惨败后，国人震惊了：堂堂中国怎么衰败到这等地步？连一个蕞尔小国日本都打不过。很多人提出中国的政法制度有问题，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打出“变法维新”的口号。但当时康、梁等人对西洋文化所知甚少，既说不出外国文化好在哪里，也说不出中国文化哪里不足，只是笼统地说：“中国的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然而这个囫囵吞枣的口号，在当时还是发生了很大效力，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后来的辛亥革命，更是在政治体制上激进变革，全盘照搬西方的议会政法体制，以为只要有了西方民主体制，中国的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然而仿效西方民主体制的民国建立后，中国人所企盼的富国强兵新气象却件件落空了，人们渐渐废然思返。不少人开始意识到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用旧思想来运作新制度，还是不行的。于是他们发起启蒙运动，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出现鲁迅等狠批民族劣根性的旗手。到了“五四”运动，人们又提出中国需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现在有不少人以为当时说的“德先生”是指民主制度，“赛先生”是指科学知识，这就完全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宗旨。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早在民国建立时就已引进，西方的科学知识更是早在洋务运动期间就开始在中国教授，这些都是当时中国已有之物，又何必去“请”呢。其实“五四”提出的中国需要请来的“德先生”。

　　什么是“民主精神”？民主精神就是民主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８０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民主思想不但没有多少进步，甚至还有退步之嫌。现在人们常说某人的“作风”不民主，而不说某人的“思想”不民主，把民主看成是一种办事作风，而不是一种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根本并不是民主体制，而是民主思想和民主的思维方式。在一群没有民主思想和民主思维方式的人当中搞民主体制，就象江南的橘子种到江北变成枳子一样，水土不服。

　　中国沾美国的光赢得抗战胜利后，中国人又开始沾沾自喜起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喊一声“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更让中国人忘乎所以，以为我们从此可以在世界上昂首挺胸，中华文化当然也不再有问题了。此后中国人的思想出现一次“大退潮”，五四时代提出的改造中华文化，改造中国民族性的新文化运动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文革等劫难后，人们不得不再次反思：中国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一些人想起戊戌变法时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制度决定论，大力宣扬中国现在的问题结症在于体制，认为只要引进西方式的多党议会体制，中国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可是提倡制度决定论的人忘记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忘记了当时人们在痛定思痛后提出的改造民族性口号。二战以后，很多新兴的独立国家都引进西方的民主体制，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元首都是非世袭的总统，大多数国家都有国会议会等反映民意的国家机构，表面上看民主体制似乎已经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了。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大多数国家只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却没有民主国家的内容，实质上仍是各式各样的独裁国家。比如我们的邻国印度，采用了全套标准民主体制，也有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可是我们无法说印度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印度人也无法享受到西方人那样的民主自由。

　　很多国家都搞过民主体制的试验，中国也在辛亥革命时期搞过民主体制的试验，但结果均不令人满意。如此众多民主试验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这又牵扯到我们的先人在“五四”时期领悟出来的“民主精神”问题。大多数搞民主试验国家的国民缺乏民主思想，却硬生生地引进了民主国家体制，用旧思想来运作新制度，自然搞不出好的效果。

　　什么是“民主精神”呢？所谓民主精神就是民主的思维方式。民主的思维方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原始期。一个原始部落随着人口的增长，周围的动物捕杀光了，植物摘采光了，人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进行迁移。可是往哪里迁移呢？有人提出往东方迁，有人提出往西方迁，有人提出往山上迁，有人提出往海边迁，在众人意见纷纭的情况下，这个部落怎样做出最后的决定呢？这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就决定了他们的行动。

　　第一种想法是大家意见不一致就干脆“散伙”，愿意到东方的人就到东方去，愿意上山的人就到山上去，各走各的路。这种思维方式后来被称为“无政府主义”思想，非洲大陆的原始居民多半持“无政府主义”思想。由于“无政府思想”的人群难于统一行动，无法发展成为巨大的国家，现在山野丛林中散布的原始部落，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后裔。

　　第二种想法是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愿意到西方去的人多就往西方迁移，愿意到海边去的人多就往海边迁移，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思维方式后来被称为“民主主义”思想，欧洲大陆的原始居民多半持“民主主义”思想。古希腊城邦就是尊重大多数人意见的民主国家的原型，现代的民主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这与这里的居民长期以来具有民主思想的传统，习惯采用民主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有密切关系。

　　第三种想法是采用部落中最有智慧、最有见识的智者的意见，智者说往东方走大家就往东方迁移，智者说上山大家就往山上迁移。他们认为智者具有常人没有的“天才”，智者的看法最正确，所以多数的庸才应该服从少数的天才。这种思维方式后来被称为“独裁”思想，亚洲大陆的原始居民多半持“独裁”思想，古代中国传说中的“尧、舜、禹”就是部落中天才的圣人。现代亚洲国家以独裁政权居多，这同样与这里的居民长期以来的独裁思想传统有密切关系。

　　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和独裁都是从原始人类中诞生出来的不同思维方式，不是什么伟人特别设计发明的，也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中国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认为民主体制是从独裁体制进化发展而来的，民主体制比独裁体制更先进，民主取代独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说法显然误解了民主和独裁的本涵，人类最早的民主社会并不是从独裁社会进化演变而来，民主并不比独裁更先进，民主取代独裁也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发展规律。另外马克思只是提出社会经济制度的进化学说，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进化发展，但他并没有说从独裁体制向民主体制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民主和独裁的最根本区别反映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上：我们应该服从多数？还是应该服从精英？民主的思维方式赞成服从多数，民主思想认为人与人的智力差别有限，每个人都有独立判断事物的能力，所以应该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针。民主投票时人人平等，不管博士还是文盲，都是一人一票。独裁思想则认为人与人的智力差别很大，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独立判断事物的能力，一个天才和一个蠢才作出的判断有完全不同的价值。独裁思想认为大部分人都是愚人和庸才，他们无法自己领导自己，所以需要智者为愚者做主，需要圣贤和精英对普通民众进行家长式的独裁领导。中华思想就是典型的独裁思想，因此中华思想本身就是
反民主的。

　　中华思想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愚民论”，中国人不相信西方思想中人人智慧接近的“公民论”。中国古来的各种学说，不管是儒家法家，还是墨家阴阳家，思想核心都是“愚民论”。中华思想认为大部分人是“学而不知”的愚民，他们要服从“生而知之”的天才以及“学而知之”的贤人，平民应该无条件服从圣贤领导。因此在中国，怎样发现具有超人才能的圣贤来领导管理人民，就成为中国政治的首要问题。中国搞出了一个科举考试的方法来选拔贤人，除了皇帝世袭以外，一般官员都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与此相比，古希腊城邦选举领导人是用抽签方式抽选，不管他的才能如何，每个公民都有当选的平等机会。在中国人看来，古希腊城邦选举领导人的方式简直是在开玩笑，抽签抽出一个傻瓜来怎么办？

　　正因为中华思想的基调是反民主的，所以中国引进西方的民主政治就异常困难。在中国要想搞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国人必须改变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那就是“迷信圣贤”。西方把人按照职业分为工人、农民、资本家，或按照财产分为有产阶级，无产阶级；中国传统上则把人按照才能的高低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官”（现在称为“干部”，有时也称“公仆”），另一个是“民”（现在称为“人民”，有时也称“老百姓”）。当官的（干部）是通过科举考试（现在是大学高考）选拔出来的精英人才，被淘汰下来的劣才就是老百姓。

　　中国有一个对老百姓的歧视性口号：“为人民服务”。那些说“为人民服务”的人，首先就意味着自己是“人民”以外的特殊人，所以才有“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中国的“人民”概念与西方的“公民”完全不是一回事，西方上至总统下至黎民，都是“公民”，如果美国总统说“为公民服务”，人们就会奇怪：难道总统本人不是公民吗？西方人可以理解“为资本家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却很难理解“为人民服务”，他们搞不清中国所谓的“人民”是指哪些人。

　　然而“为人民服务”的歧视性口号，竟然大受中国老百姓的欢迎，这就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迷信圣贤”的思想。他们毫不怀疑圣贤伟人具有超人的智慧，深信圣贤伟人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中华思想中的“愚民论”有什么问题。中国老百姓自认自己确实就是“愚民论”中所说的愚民，不相信自己有管理国家的智慧与才能。当国家出现问题时，他们只是企盼出现一位青天大老爷赶走贪官污吏，期望出现一位救世明君来为百姓作主，为人民服务。

　　西方人革命的目标是为了解放自己，法国人作的《国际歌》这样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而这样响亮的号召传到中国，却根本没有引起什么共鸣。原来中国人革命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解放自己，而是为了废黜乱世的昏君，寻找救世的明君。中国人作的《东方红》这样说：“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说得简单一些，西方人革命是为了自己当主人，中国百姓革命却是为了打倒坏主人，换一位好主人，他们并不曾有过自己当家作主的念头。

　　现在一些宣扬民主主义的人说：“搞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但是这个诱人的口号在中国的老百姓中还是引不起什么反响，倒是“打倒贪官”的口号反响力要大得多。因为中国老百姓对“打倒贪官换清官”有深切的盼望，而对“百姓自己当家作主”根本没有想过。中国的老百姓看来，所谓“百姓自己当家作主”，不过是一些政客骗人的口号，他们一方面不相信精英们会真正让自己管理国家，另一方面也不认为自己具有管理国家的能力。在中国搞革命都是一个模式：向老百姓宣扬现政权的残暴和腐败，告诉老百姓现在的苦难都是现政权暴政的结果，煽动老百姓起来造反。国民党煽动老百姓起来推翻清廷，可是推翻清廷
后老百姓并没有得到期待的幸福；共产党又是煽动老百姓起来推翻国民党，可是推翻国民党后老百姓也没有得到期待的幸福；现在一些人士还是煽动老百姓起来推翻共产党，推翻了共产党后老百姓就能得到他们期待的幸福吗？我看他们再次失望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http://www.intlshop.com

　　美国人选总统的心情是为了挑选一位自己的政治代言人，选民投票的原则是看哪位候选人更符合自己的政治主张，更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中国搞总统选举的话，老百姓选总统的心情却是挑选一位为自己作主的青天大老爷，选民投票的原则是看哪位候选人品德最好，最有才能。在美国人看来，更聪明更能干的候选人如果不符合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代表自己的利益，照样不会选他。中国人看来，当然是选一位更聪明更能干的人当总统，才能把国家搞得更好。至于该人是否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倒是不在思考之列。前些天电视报道了中国一个内地农村民主选举村长的情况，电视记者问一个村民：“为什么选张三当村长？”村民回答说：“因为张三能干。”可见这个村民选村长时，只考虑张三是否能干，并没有考虑张三是否能代表自己的利益。

　　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政治体制，而是中国老百姓“迷信圣贤”的思维方式。其实中国老百姓根本不想要什么民主，即使强加给中国老百姓一个民主，在中国搞总统选举，最多不过是选举出一个能干的独裁者。目前中国百姓没有自觉参政议政觉悟的情况下，搞民主体制只能搞成一种形式，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日本的民主化之所以能搞成功，与日本人没有“愚民论”思想，重视百姓的思想启蒙，重视一般民众的文化教育有密切关系。日本明治维新（１８６８年）的基本精神就是“开发民智”，明治维新的纲领性文件《政体书》中，提出普及全民的“义务免费教育”和推广西方思想的“文明开化”。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政府规定了全国普及４年小学免费义务教育的《学制令》，到１８７５年日本已在全国建立了２５０００所小学校。尽管当时日本经济还很贫困，政府还是把普及小学教育放到最优先的位置，力争做到“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据说日本得到中国的甲午战争赔款后，明治天皇建议这笔钱全部用来办小学，要让最偏僻的农村也有一所像样的小学。日本义务教育法颁布３０年后的１９０２年，日本小学文化普及率达到９０% 以上，这在当时的欧美各国也是相当高的水平。日本后来的富国强兵，经济腾飞，都是建立在高素质国民的基础上。

　　和日本相比，中国并不是不重视教育，但中国办教育的思路和日本完全不同。在愚民论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认为办教育主要是培养一批精英人才，一般百姓都是“学而不知”的愚民，不值得花那么多钱教育他们。日本办教育是从办小学入手，教育的对象是一般大众；中国办教育却是从办大学入手，教育的对象是少数精英。从清廷末期、到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中国都是不遗余力地办大学，重点搞高等教育，甚至政府还花费巨资选送大量留学生出国深造，全力培养高级精英人才。中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上很舍得花钱，而在普及初等教育上，却又十分吝啬。清廷、北洋、国民党都没有认真考虑过普及初等教育的问题，到１９４９年中共上台时，中国的成人识字率只有１０% 左右。

　　毛泽东时代中共认真搞过一段普及初等教育的扫盲运动，有过不错的成绩。但很快中共政府又走回到以前各届政府的老路，重视培养精英的高等教育，忽视启蒙开智的民众教育。现在中国大学、研究院的学生水平不亚于发达国家，中国留学生到外国学校多半有很好的成绩就是证明。可是中国现在还有１０% 左右的文盲，可见中国初等教育的水平之低。尽管中国有不低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但是整体国民的素质就和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了。这个低素质的国民，不但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同样影响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早在五四时期，不少有识之士就认识到要想彻底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必须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要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就必须从大众的启蒙教育入手。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普及初等教育，“开发民智”的重要性，开始重视普及免费义务大众教育，这是一件功德子孙的好事。政治体制可以一天改变，文化教育却是慢功，没有二、三十年的努力是看不出明显效果的。等到几十年后中国老百姓有了觉悟，有了文化，什么廉政、民主化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除了政府狠抓大众教育外，更重要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应该改变“迷信圣贤”的思维方式。不要迷信领导、迷信权威，不要期盼大救星，要树立自己有能力拯救自己的自信。同时精英们也应该放弃对老百姓的轻视和蔑视，不再说什么“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办实事”、“为老百姓作主”等把自己放在民众之上的歧视性语言。从打破中国民众“迷信圣贤”的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提出“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号召人民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提倡反潮流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助于培养中国老百姓的民主精神的。

　　四、内外有别篇

　　中国有句成语“内外有别”，其含义是：对自己人和对外人给予不同的待遇，要给自己人特别的优待和关照。外国人听了此话有点愤愤不平：“难怪中国的宾馆风景点对外国人和中国人有不同的收费标准。中国人对自己人和外人区别对待，这不是搞民族歧视吗？”内外有别这个词直接翻译成外文，字面上确有歧视外人的意思，但“内外有别”的真正含义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为了解释“内外有别”的内涵，还少不了举例说明。不妨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上大学时在食堂吃饭，那时学生食堂卖饭的光景是：学生递上饭碗和菜盆，售饭员用一个大勺往碗里盛饭装菜，盛装多少完全由售饭员掌握，这就是售饭员的一点小小的权力。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的亲戚是食堂的售饭员，他每次去亲戚的那个窗口买饭，买来的饭菜总要比我们多出一倍。那个同学的饭菜每次多得吃不了，我们和他一起吃饭时，还能分食到一些饭菜，中国人把这叫做“有福同享”。一些同学甚至还把自己的饭盆交给那位同学，请他到亲戚的窗口，为自己也打一份超分量的饭菜。

　　西方人看来，售饭员对自己的亲戚多给饭菜，显然违背了道德良心，更有违公平。不过中国人不这么看，中国人认为“公平”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对“朋友”是一个标准，对“外人”又是一个标准。西方人把“公平”极端到“对朋友和对敌人一样公平”的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反而不公平。如果对朋友的待遇和外人一样，那么朋友和一般人还有什么区别呢？

　　毛泽东时代中国市面上商品十分短缺，当时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常用语“走后门”。到肉店去买肉，卖肉的遇到熟人就切瘦肉嫩肉，遇到生人就切肥肉老肉；去电影院看电影，卖票的遇到熟人就给中间座位，遇到生人就给边角座位……。几乎每一个有一点权力的人，都要滥用自己的职权搞“走后门”。现在商品丰富了，以往那样露骨的“走后门”事件减少了，但是各种变相的走后门现象依旧存在。

　　有人把走后门现象简单归因于“以权谋私”，认为搞“走后门”不正之风的人是因为个人品德不好。但是事情远非这么简单。按照现在流行的换位思考概念，我们不妨假设自己是一个卖肉的，遇到了朋友和熟人，也和陌生人一样对待，也给他切一块老肥肉，结果会怎么样？几乎可以肯定，你这样做一定会把亲戚朋友都得罪光了。朋友愤愤地说：“我专门大老远跑去找他买肉，他居然给我切一块和别人一样的老肥肉，这小子太不够朋友了。”亲戚更是找上门来：“我一直对你那么好，你就好意思给我这样的肉？”

　　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的做事方法，在中国不但不会得到做事“公正”的赞扬，反而要到处得罪人，到处挨骂。前些时候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一家超级市场打工，有在赏味期限快到期的生鲜食品上贴“半价”标签低价处理的小权力。于是一些留学生朋友就来找他，请他在自己要买的食品上贴上“半价”标签，这样可以节省一半钱。由于日本店员没有给自己熟人贴“半价”标签特别关照的习惯，经过一段时间，该留学生也感到不好意思，拒绝了朋友的贴“半价”标签要求，结果自然是得罪了朋友，断了交情。

　　中国人把人际关系称为“圈子”，是一个非常贴切的称呼。中国人以自己为圆心，把自己周围的人按照亲疏远近来画“圈子”：最里面一圈是父母兄弟姐妹等亲人，稍外一圈是亲朋好友等友人，再外一圈是邻居同事等熟人，最外一圈就是素不相识的外人。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要遵循“先里后外”的顺序，按照远近亲疏的不同关系，给予不同分量的砝码。西方人崇尚人权，人权也就是人们相互平等对待。可是西方的人权观念到了中国就变了滋味，中国人并不主张人人绝对平等，而是主张相对平等，比如对亲人给予九分关照，好友给予七分关照，一般朋友给予五分关照，熟人给予三分关照，这样就“摆平关系”了。如果一个中国人违背了“内外有别”的原则，对亲朋好友与陌生人一视同仁对待，没有“摆平”人际关系，就要遭到众叛亲离的悲惨下场。

　　在西方人的概念中，朋友不过是可以谈得来、玩得来的伙伴而已。在西方国家，一个人做生意输了钱，不指望会有朋友站出来慷慨地借钱帮他还债；一个人犯了罪，也不指望会有朋友站出来仗义帮他作伪证开脱。但是在中国，这些都是可能的，这也是中国人把“朋友”看得那么重要的原因。朋友的困难就是自己的困难，朋友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朋友概念，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在中国，一个人可以看着一个陌生人因为无钱看病死在自己身边而无动于衷，可是同样一个人，为了帮助朋友看病却舍得拿出毕生的积蓄。尽管这是一个“内外有别”的极端例子，但在中国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子，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个机会，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有一句座右铭：“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中国一个人如果没有朋友，或者朋友太少，那真是寸步难行。

　　刚才说了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子的好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多一个朋友也可能会增添一份烦恼。来自朋友的烦恼之一就是借东西，中国人讲究朋友之间不分你我，借东西成为理所当然。以前借缝纫机、自行车，后来借录音机、照像机，现在则发展到借汽车了。中国有不少人考取了驾驶执照却没有车，于是就向有车的朋友借车。可是借汽车不像借自行车，万一路上出了事故，巨额的修理和赔偿费用由谁负责呢？然而借车者不管这些。不久前一个朋友赵某买了一部车，买车的喜悦很快被络绎不绝前来借车的朋友带来的烦恼所代替。一次一位好友借车数日，前往外省的亲戚家游玩，等回来一看，车身多处被擦出明显的伤痕不说，一看里程表竟然已跑了数千公里，赵某感到有苦难言。日后又发现汽车的机器出了毛病，修车花去几千元，从此赵某痛下决心：今后不管是谁，再不借车。此后赵某的朋友减少了不少，不过烦恼也少了很多。

　　来自朋友的另一种经常发生的烦恼就是借钱。朋友前来借钱，少则几十几百，多则几千几万，你要是不借，多少年的朋友就得罪了，多少年的友谊也就一笔勾销。外国时而也有问朋友借钱的事，但外国人认为向朋友借钱是自己理亏，朋友不借给自己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而中国人却认为向朋友借钱理所当然，借钱的人有理，你不借给他反而理亏。中国人在拒绝朋友的借钱要求时，良心上会有一种对不起朋友的歉意，所以要再三道歉，还要找出或装出各种各样的无法借钱的理由。中国人把这称为“人情债”。

　　尽管借物借钱是来自朋友的麻烦之一，但来自朋友的最常见的烦恼还是“闲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正当你准备干一件要紧事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朋友来了。朋友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来找你聊聊天。这时你不得不放下手头的重要工作，陪朋友聊天。你表面上倒茶递烟很热情，心里却盼着朋友早点走，等到朋友起身准备走的时候，你还要假装客气地说：“再多坐一会吧。”遇到“不识相”的朋友，真的再坐下来聊一会儿，你又得心里干着急一段时间。

　　现在中国的电话比较普及了，可是很少有人打电话和你预约聊天的时间，让你事先有个安排准备。突如其来的拜访会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会不会影响别人的工作休息？中国人不考虑这些问题。中国人认为朋友第一，不管有什么事，朋友来了就要让位，否则就是不够朋友，不够意思。如果突然到访的朋友来了，你对他说：“我现在有事，请你改日再来。”，那么肯定就要得罪这个朋友了。有时候为了“打发”朋友，往往不得不编造假话：“我舅妈生病住院了，我马上要去探望，恕不能奉陪。”

　　外国人看来时间就是金钱，中国人却以为时间是用来“消磨”的。所以中国人认为去朋友家聊天，是帮助朋友消磨打发时光，这也应该算是帮朋友的忙。远古的农业社会，用闲聊来帮朋友打发时间还说得过去，生活节奏紧张的现代社会中，遇到未经预约前来闲聊的朋友，真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难怪鲁迅说：“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 http://www.calsunshine.info

　　“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思维方式，是中式思维的一个很大特点。不能否认这种思维方式有好的一面，但不好的一面更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其负面的危害远远大于其正面的影响。最大的问题就是按照“内外有别”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使中国很难实现西方那样人人平等的“公平”社会。我们每个人不是平等地对待自己周围的人，而是根据其亲疏远近关系来区别对待，这样的社会又怎么会有公平和公正？

　　外国人待人接物，是根据做事的原则，而不是根据远近亲疏的人情关系。如果美国老板优先录用了一个陌生人，忽视了一位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中国人会觉得美国人太没有人情了。中国人只要有一点小权，就会在自己的职权之内，根据人际圈子的里外顺序，对亲戚朋友给予不同的关照。你违反了这个规则，手中有权却不帮亲戚朋友做事，就要得罪很多人，遭遇很多麻烦。

　　我有个朋友在中国开了一家民营公司，最让他头疼的事情就是那些失业下岗的亲戚朋友，纷纷来找他解决工作问题。该朋友对我说：“你跟他们（那些来找工作的亲戚朋友）说，我是民营公司，是自负盈亏的，他们根本不理会，他们认为我帮助朋友亏损一点也是应该的，不是说朋友之间有福同享吗？”该朋友由于没有接纳他的亲友进公司工作，结果得罪了一大批人，最后连他的亲弟弟也和他闹翻了。原来他只给亲弟弟在公司里安排做一个普通职工，而他弟弟认为他们之间是兄弟骨肉关系，至少应该给他安排一个高级管理职位。该朋友拒绝弟弟的要求后，两人就反目成仇了。

　　西方人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靠法律解决问题；中国人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亲友，靠朋友解决问题。中国历史上总是克服不了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其深层的文化背景也牵涉到“内外有别”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以权谋私现象是因为中国人特别贪图物质利益，这倒也未必。很多情况下，以权谋私并不是在受贿或贪污等物质利益的驱使下发生的，而单纯是为了朋友，为了人情而徇私。这里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

　　一次在北京乘飞机，一个朋友把我介绍给他在北京机场工作的一个好友王某。王某和我初次见面，却十分热情（当然是看在介绍我的朋友的面子上）。北京机场排队检票托运行李的时间是漫长的，而王某通过他的关系让我从优先通道直接进去，免去了排队等候之苦；他又通过关系把我安排到头等舱，这是我唯一一次用经济舱的机票坐头等舱。当我舒服地坐在波音７４７客机二层宽敞的头等舱座椅上时，不由自主地感谢王某“够朋友”。王某为我做的这一切显然是以权谋私，但我并没有送他任何东西，也没有给他任何许诺，张某给我特别关照并不是谋求物质上的好处，只是出于“对得起朋友的托付”的人情考虑。

　　长期以来中国的法官不能公正处理案件，是人们最大不满之一。很多人以为法官接受了金钱贿赂而“贪赃枉法”，其实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很多情况下法官的枉法是出于人情的考虑，而不是因为接受了钱财的贿赂。《水浒传》里有一个典型“人情枉法”故事：宋江的情人阎婆惜发现宋江与晁盖等江湖大盗有来往时，宋江为了灭口杀了阎婆惜，而卖糟腌的唐牛儿误被当作犯人绑到县衙。浑城县知县与宋江私交甚好，他明知唐牛儿是冤枉的，但为了开脱宋江，就拿唐牛儿为宋江顶罪，刺配五百里外。书中的浑城县知县并不是贪官，宋江也没有对他进行贿赂。该知县之所以在宋江案件上不公正执法，不是出于贪赃枉法的物质贪欲，而是出于“救朋友”的人情义气。

　　人们常说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制”，这也体现出中国人“内外有别”的中式思维。中国人习惯根据与自己的亲疏远近关系来区别待人，所以中国人在执法时也不免出现“内外有别”的因人废法现象。法官遇到朋友来说情怎么办？不理会朋友的情面公正执法的话，显然会得罪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法官，你愿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而得罪好朋友，还是为了顾及好朋友的情面而偏袒罪犯？中国人往往会选择后者。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人情，其次才考虑法律的公正，“人情”高于“法律”，当然就会出现“人治”高于“法制”的现象。

　　另外中国的朋友还有一个问题：朋友很容易骤然转变成仇人。中国经常听到有人恨恨地说：“某某真没良心！我以前对他那么好，他现在居然这样对我。”我们在做事时，没有摆平朋友之间的关系，没有周全朋友的情面，就很容易得罪朋友，而在中国得罪了人往往是要遭到报复的。朋友不成就成仇人，这也是中国人要特别慎重处理人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人不仅在政治上法律上有人人平等的原则，在经济上也有“在金钱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西方人做买卖是生人熟人一个价，谁出的钱多，就给谁更好的服务。而中国在经济上也讲究人情第一，中国人做买卖时生人和熟人价格就不一样，往往是熟人比生人付出的钱少，却能得到更好的服务。在西方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到了中国就加入了很多“人情”色彩：既讲金钱，又讲人情；既依靠市场，又依靠关系；既提倡顾客第一，又不忘朋友至上……。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西方人在社会上寻找公平，追求平等。我们看到西方人提出的要求多半与平等有关：妇女争平等选举权，残废人争平等工作权，爱滋病人争平等入境权，同性恋者争平等结婚权……。中国人则是在社会上寻找关系，追求特殊待遇。博士生要求优先解决户口的特殊待遇，海外归来的留学生要求优先解决职称的特殊待遇，本地人要求优先被雇佣的特殊待遇……。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取平等的运动，中国人非常习惯对每个人分别给予不同的区别待遇。

　　今天不少人提出在中国推广“人权”，却较少有人提出在中国推广平等。其实人权的前提就是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自然就会尊重人权，而在人人不平等的社会中只能产生特权，不可能产生人权。然而要想在中国推广“平等”，第一个难关就是中国人“内外有别”的中式思维方式。因此我认为应该在中国提出一个口号：“生人和熟人一视同仁，朋友和陌路一律平等。”

作者: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４日写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