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阳光讯】“在1949年至70年代末的毛泽东时代里，中国在把妇女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方面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成绩，但是自80年代起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妇女虽然总体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就业、职业选择、工资以及闲暇时间享有等方面，与男性相比却有不同程度的倒退，”华盛顿非营利性机构“社会性别行动”组织（Gender Action）的创建者兼主席苏怡灵（Elaine Zuckerman）女士在“三八”妇女节之前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的专访时做了这样的评论。

苏怡灵在访谈中批评说，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大型国际投资机构在中国的投资项目中几乎没有考虑过妇女权益与社会性别平等问题。

“世界银行的投资往往牵扯到中国某些机构的重组，而中国妇女经常成为机构重组时排在最前位的牺牲者，”苏怡灵说。曾于70年代在北京大学学习过3年政治经济学，80年代在世界银行负责中国地区项目的苏怡灵中文流利，对中国感情深厚。她与妇女权益活动家、冰心和吴文藻的女儿吴青于去年合著了《改革世界银行：新的社会性别战略会有所不同吗？》（Reforming the World Bank: Will the New Gender Strategy Make a Difference?）。

中国妇女总体地位提高，但在失落自己的天空。。。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在法律上实现了完全的男女平等。虽然当时中国政界与商界的绝大多数高层职位仍然被男性垄断，但是中国女性在当时实际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程度令人瞩目。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大批中国妇女参与到各项中低级别的政治经济管理工作中去。当时，中国女性的收入总额约占男性的80％左右，这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接近于男女同工同酬的国家。 http://www.intlshop.com

“美国、加拿大与欧洲各国的妇女工资水平直到2004年才达到了男性的75％左右，”苏怡灵女士说。

自从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化进程以来，男女工资比例差别随着全国贫富分化的加剧而扩大。全国妇联2001年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结果表明，从1990到1999年城市女性与男性工资比率从77.5％ 降到70.1％，这一数字在农村从79％ 降到 59.6％ 。在招工方面，某些雇主，甚至中央国家政府机关在招工时公开申明性别要求，并对女性雇员的年龄、身高与外貌提出特殊要求。

苏怡灵说：“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妇女受这些条件所限而不得不转而从事收入低、条件差、危险性高的职业。”

她还指出，一部分中国妇女，尤其是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妇女在孕期得不到任何劳动保护，或者因怀孕而丢失了工作。更让她担心的社会发展趋势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妇女认为在招工方面所遭遇的岐视和随之而来的工资差别是理所应当的，而因此不向有关部门呼吁和抗争。另外，相当一部分中国家庭里丈夫与妻子会同时为妻子工资比丈夫高而感到不舒服。

中国并不游离于全球性妇女问题之外从古至今，两个主要的妇女问题从未在地球上消失，或是有根本性的改变。苏怡灵说，其中一个全球性问题是家庭暴力，另一个是女性性奴隶问题。苏怡灵说，中国妇女也没有幸免。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在1996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妇女曾经遭受过家庭成员的暴力侵犯。家庭暴力虽然本身是一个可怕的现象，但是更让人担心的是包括受害者在内的广大人群对这一问题的麻木不仁。1996年在香港进行的调查也显示，有60％左右受访的香港女性遭受过家庭成员的殴打，而这些受害者普遍认为，这一事实是可以接受的。在其他不发达地区与国家，将家庭暴力视为理所当然的错误认知比例还要更高。中国2003年全国妇联权益部关于公众对家庭暴力认知情况抽样调查报告表明，有43.7％的被访者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丈夫打妻子，很多时候是因为妻子蛮横不讲理”，还有25.5％的被访者同意“妻子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丈夫可以打妻子”。

另一个严重的全球性妇女问题是女性性奴隶问题，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女性被欺骗诱拐到发达国家进行卖淫。2003年8月26日，台湾苗栗外海发生的大陆遭拐骗私渡人员被推落下海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例。由于这一类事件经常涉及到跨国、跨组织犯罪问题，因此打击难度较大。女性性奴隶问题的另一种情况是男性用暴力欺骗手段劫持女性到军队或者家庭中强迫占有。相对于其他国家，这种犯罪情况在地广人稀，个人隐私受到高度保护的美国比较常见。中国也有不少贫困地区的妇女被拐卖到富裕地区而被强迫嫁人。

中国应该警惕妇女权益问题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男女地位是完全平等的，”苏怡灵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道。北欧的瑞典、芬兰、挪威和丹麦等国是世界上妇女地位最高的几个国家，但从世界角度而言，每个国家的妇女地位都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提高。各种研究表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妇女地位也相对较高，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妇女对男性依存程度则相对较高。”

苏怡灵说，教育是一个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主要男女不同等问题，同时也是男女不同等的根源之一。但值得欣慰的是，二战结束后全世界受教育的女性人数一直在持续增长。从全球角度而言，女生的成绩，尤其是中小学中女生的成绩要普遍优于男生。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教育机构等级越高，就学女性人数越少的现象。在美国大学注册及获得学士学位的女生人数甚至已经超过男生。根据美国教育部的统计数字，1999年到2000年，全美男女生获得学士学位的比例平均为100:133，到2009－2010学年，预计该比例将上升为100:142。在美国与加拿大，法律、医学等一些传统的高收入专业里男女生比例基本持平，只有在美国商学院中，女性平均只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http://www.intlshop.com

中国对妇女权益问题应该给予更大的重视，苏怡灵强调说。一个可见的指标是中国是世界上妇女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中国妇女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中国的自杀高危人群主要集中在15岁至45岁的贫困地区妇女中，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女性自杀人数高于男性自杀人数的国家。

苏怡灵所创建的“社会性别行动”组织的主要宗旨是督促国际投资组织将有限的资金尽可能多地投于既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又有利于提高妇女地位的项目中去。她举出《南方日报》2002年所进行的民意调查，这一调查显示中国妇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要低于男性1.5年。在30岁以下的人中，女性则低于男性0.3年。该组织在中国的主要目标是防止中国在经济提高的基础上反而拉大男女差距。吴青教授即是社会性别行动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之一。

“我们不希望再看到报纸上以赞赏或同情的口吻报道，某一贫困家庭的姐妹们放弃自己的学业外出打工挣钱支援某一位兄弟读书。这是封建意识在中国残存的影响。”苏怡灵说。

苏怡灵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男女地位问题起了“双刃剑”的作用。

“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的实施所起的正面效果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女童，给予她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与遗产继承机会。为家庭男性成员做出各方面牺牲的女性人数越来越少，重男轻女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苏怡灵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但另一方面，这一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女婴在母亲怀孕期间就被流产，或者出生后被遗弃掉，这造成了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后果。”

遗弃和杀害女婴的现象除了中国之外，在印度与韩国也非常严重。苏怡灵说，在美国和加拿大，母亲在怀孕期间即可被自由告知婴儿的性别，这一现象与这些国家平等对待男女儿童，并不人为选择婴儿性别的大环境密切相关。

女性是一个家庭的中心，对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所以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无法真正提高整体素质并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苏怡灵说，妇女这一弱势群体不应该被排除在国际投资机构的帮助之外，更不能成为这些投资的受害人。70％的世界贫困人群是妇女，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提高。

“社会性别行动组织的目的就是要使尽可能多的人意识到男女平等在投资中的重要性，同时让这些国际投资机构为不把妇女问题考虑到自己的投资战略中而感到羞耻。”苏怡灵最后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社会性别行动组织的主席苏怡灵女士积极参与中国的各项有利于提高妇女地位、改善妇女权益的活动与会议，与中国从事妇女运动的组织者们交流各种维护妇女权益的国际先进经验与看法。董事会成员吴青也利用自己数届北京人大代表的身份以及在数个国内外妇女机构任职的便利条件，与她对中国妇女问题的深入了解，而不断向全国各级机构提出议案，为中国的妇女们争取权益。

杜菁琳，《华盛顿观察》周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7期，2004/3/3
原标题: 中国妇女究竟撑起多大的天？——专访华盛顿“社会性别行动”组织主席苏怡灵